徐克对《射雕》的魔改,完美地放大了金庸原著的缺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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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在《香港商报》上连载的第二部长篇武侠小说，一经推出，便在华语文化圈收获赞誉无数，不仅在香港本土销量极好，在东南亚等国也收获了一干狂热的读者。文中勾勒出的一众性格鲜明的人物和波澜壮阔的武侠世界，直到七十年后，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来的创作者。
正因《射雕英雄传》如此广受欢迎，该书毫不意外地成为了金庸所著武侠小说中被翻拍次数最多的作品。仅电视剧，两岸三地就拍出过多个版本。可以说，几乎每隔五到十年，就会有人心痒难耐，试图对这部作品进行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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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5年春节档上映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刚好也卡在距2017版电视剧上映后的五到十年的时间段中。<div class='google_ads' style='min-height:330px'>Advertisements<div data-aaad='true' data-aa-adunit='/339474670/6ParkNews/InContent'></div></div>
当下很多人对《射雕英雄传》影视化的印象都集中在电视剧，其实早在1958年该文还在报纸上连载时，曹达华就曾出演郭靖，拍摄过一部黑白电影的《射雕英雄传》。此后，张彻也在1974年拍摄过《射雕英雄传》三部曲。
在香港电影高度工业化的上世纪80-90年代，对《射雕英雄传》电影化的改编并不聚焦在主要角色郭靖和黄蓉的江湖冒险上，而是借原著的人物设定和关系，去讲述更情绪化、个人化的现代人的情感故事。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就属于此列。在类似的改编中，创作者更喜欢去挖掘金庸原文中留白的部分，如五绝隐藏在只字片语中模糊不清的过去，热衷于给每个人编绘一副爱恨交织的感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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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邪西毒》剧照
二
《射雕英雄传》作为金庸传播度最广、影响力最高的作品，其魅力核心之一正是作者对书中角色们丰富细腻的情感描写，郭靖黄蓉作为一对标准的神仙眷侣，至今已演变成一个象征人世间至高至纯的情爱的文化符号。多年来，大众对于《射雕英雄传》的改编标准也与此高度契合，只要剧作者对靖蓉之爱呈现得足够到位，即满足流行文化领域中对甜美的少年少女恋爱的幻想，即便出现诸如角色崩坏、剧情魔改等问题，多数观众仍然愿意接受并给出较高的评分。
早在年前预测春节档各部电影的票房时，我就曾半开玩笑地说过，只要徐克能把原著中靖蓉恋爱的部分拍出及格分，那么这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票房和口碑就可以安全落地了。
商业嗅觉一向敏锐的徐克的确没有像预告片中堆砌战争场面那样，把这部《射雕英雄传》拍成成吉思汗的灭金史诗，可遗憾的是，他对于郭靖和黄蓉感情的理解过于剑走偏锋，在加入过量的华筝戏份后，战火中一代大侠的成长史沦落为俗套狗血的“二女争一夫”的言情戏。
电影的主要内容围绕欧阳锋追击黄蓉抢夺《九阴真经》和郭靖卷入蒙古的对外战争展开，时间点定在小说中欧阳锋设计毒杀江南七怪嫁祸黄药师，郭靖冲动之下同黄蓉决裂，随后他一边继续江湖冒险一边寻找黄蓉。由于这部分内容在原著中已经是最后一卷临近结尾，且此前没有系列电影来交代前情提要，所以徐克开篇用了整整20分钟画面加旁白的形式，来交代郭靖和黄蓉的相遇相知。
于是在现场观影的我，得到了这样一版魔改过后的靖蓉初遇：<div class='google_ads' style='min-height:330px'>Advertisements<div data-aaad='true' data-aa-adunit='/339474670/6ParkNews/InContent'></div></div>
一个漆黑的雨夜，郭靖路过尸横遍野的战场，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黄蓉自说自话地要给所有的亡者上柱香，于是便架起一个柴火堆，又往中间插了一杆铁枪。随即，一束天雷劈下引燃了下方的木柴。待到火焰燃尽之后，黄蓉得意地从灰烬里扒出一只叫花鸡，分给郭靖，并自豪声称这是她家秘传菜肴桃花酒酿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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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海报
该片的叙事就此进入了一个混乱的节奏中，一边是两位主角各自的冒险，黄蓉被欧阳锋追击，郭靖寻找黄蓉的踪迹回到蒙古，一边穿插着除了梁家辉之外各种友情出演的片段：胡军饰演的北丐洪七公活在郭靖回忆练功的插叙里，镜头少得一只手就能数得清；南帝段智兴更是看不见正脸，只在郭靖带黄蓉求医时露出一个没了渔樵耕读的孤零零的背影。至于东邪黄药师和中神通王重阳，则需要在片头剪影和片尾的演职员表中寻觅踪迹。
与如此大幅度简化剧情重要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徐克又矛盾地、完全不节制地把更多的时长让给了在原著中偶尔用来活跃气氛的梁子翁、侯通海、彭连虎和沙通天等丑角。
主线剧情上也延续着在角色塑造中的这种矛盾感：一方面，徐克砍掉了大量郭靖在寻找黄蓉过程中和欧阳锋遭遇的戏份，“饶你三次”的关键情节被彻底删去；而另一方面，徐克又画蛇添足地加入郭靖短暂地回到蒙古带兵后离开，南下寻找黄蓉不得，遂二进宫再回蒙古助力成吉思汗攻打花剌子模的桥段。
三
这不是徐克第一次拍摄以金庸的小说为改编蓝本的武侠电影。早在1992年，他就曾拍摄过《笑傲江湖》、《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和《笑傲江湖之风云再起》。其中，林青霞在第二部中饰演的东方不败已成为香港武侠类型片中的一个经典的形象。金庸本人对于徐克邀请林青霞饰演东方不败并不赞同，曾在开拍前致电要求徐克进行更换但被拒绝。此后金庸便放言和徐克做朋友还可以，但让他改编自己的作品还是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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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霞版东方不败<div class='google_ads' style='min-height:330px'>Advertisements<div data-aaad='true' data-aa-adunit='/339474670/6ParkNews/InContent'></div></div>
徐克对金庸作品的魔改，是一以贯之的，并非今日拍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才有，但作为魔改成品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和《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带给观众的观感却有天差地别。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笑傲江湖》的原著无特定时代背景，金庸本意是借武侠的壳子去讲从他视角中观察到的世界运行的某种特定规律，其刻意模糊朝代的操作意在说明这本书里的故事历朝历代都有，并不新鲜，恰好给影视剧改编留出了一定的表达空间。
这里说一点题外话，《笑傲江湖》系列电影之所以设计成明朝万历年间，其灵感的主要来源人应该是胡金铨，他参与了第一部的拍摄，但因理念和工期等问题，最后和徐克分道扬镳。胡金铨本人非常喜欢研究明史，并将大量素材用于自己的电影拍摄中，徐克翻拍的另外一部新武侠经典电影《新龙门客栈》，其原片《龙门客栈》正是出自胡金铨之手，宦官作为后来武侠电影中常见的反派和朝廷鹰犬的形象设立，有他的一份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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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新龙门客栈》剧照
而《射雕英雄传》和《笑傲江湖》恰恰相反，小说中的一切都有着浓重的时代的痕迹，这就导致所有的重要剧情和角色塑造都不能脱离风雨飘摇的两宋的历史背景存在，且该作内核无法被简化为少年的江湖侠客梦，突出一个以暴制暴的爽快，儿女情长虽至纯至性，却也只是点缀，黄蓉泛舟湖上张口便是朱希真的《水龙吟》，国家破碎的苦楚从真实历史人物的笔墨中系数溢出。
因此，如果想要拍出一部优秀的《射雕英雄传》，电影创作者个人表达的欲望是要被压缩的，剧本设计必须放到更为宏观的中国人传统的家国情怀中，无限地接近、靠近。
而在徐克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进而导致剧情崩盘的点比比皆是。
以郭靖的身世为例，徐克把原著中完颜洪烈和杨康这条线全部删除，同时将郭啸天之死改为他本是抗金的将领，被有投降之意的同僚冤杀。这就导致郭靖加入蒙古大军征讨花剌子模的剧情十分单薄。原著中杀父仇人完颜洪烈正是藏在花剌子模，所以郭靖起初才对帮蒙古带兵征战四方很积极主动，没有任何抵抗，因为在他的视角下，这是国仇家恨一起报的好时机；去掉杀父之仇在身的这一设定，郭靖仅仅是为了“飘渺”的灭国之恨而参加战争，并在目睹了屠城惨状后发生转变，就不合理了。
金庸本人对郭靖家国情怀的塑造是非常踏实的，近的是杀父之仇，远的才是灭国之恨。对于一个自出生就久居草原、十四五岁才回到中原的男孩而言，让他天然地对大宋政权亲近且有效忠的意识，仅靠母亲李萍从小到大的口头教育是站不住脚的。爱国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它是真实的、可以被触摸的。你的父亲是有抗金之心的民间义士，你的父亲被金人所杀，所以，你和父亲一样，是宋人，你要继承父亲的遗志，为他报私仇，报国恨。<div class='google_ads' style='min-height:330px'>Advertisements<div data-aaad='true' data-aa-adunit='/339474670/6ParkNews/InContent'></div></div>
如此质朴的爱国逻辑缺失的背后，不能用一句简单的“魔改所致”来概括，其背后折射出的仍然是香港一代影人绕不过的身份认同。
这里需要先简单地说一下，徐克本人是有强烈的家国情怀的，这无法被否定和抹除，他对《智取威虎山》的喜爱、他和林青霞在拍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时的访谈都可以论证；只是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使得徐克的家国情怀缺少了一丝实感，而失去了历史实感造成的结果，就是口号催生的热烈情绪在消化之后，只剩下怅然若失的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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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 资料图：新华社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对于自己是谁的认知自始至终都非常清晰，对于自己的使命也了解得极为透彻。他是汉人，抗击外敌入侵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种身份是天生的，不能被自己放弃、选择。作为对照的杨康，他也是汉人，却为荣华富贵认贼作父，丧尽天良，最后落得殒命荒野的下场。
这正是作者金庸在当时所强调且认同的价值观。（随着他本人作品日渐趋于成熟，他曾发表过自己现在对于中华各民族的态度较年轻时更加包容的言论，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四
《射雕英雄传》成书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香港左右两派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香港在二战后原本成为左翼人士的集中地，后解放战争结束，大批从内地溃逃的右翼人士涌入，在美国方面的支持下，双方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舆论激战，金庸本人在那时属于进步的“左翼”阵营。
当时港英加强对涉共言论的管制，同时放任右翼分子制作出版反共的文艺作品。左翼文人不能直接在公开场合刊发来自内地方面的各类文学作品和新闻，故而只能从传统中国文化中找寻，《射雕英雄传》的诞生就有这样的历史原因。
后来为获取更好的职业发展，金庸从《香港商报》出走，另起炉灶创办《明报》。<div class='google_ads' style='min-height:330px'>Advertisements<div data-aaad='true' data-aa-adunit='/339474670/6ParkNews/InContent'></div></div>
但还是那个老问题：左翼人士的立场非常尴尬，涉及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的宣传是一点都不能做，可为了彰显自己的进步，对于共产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不下场批评又说不过去。很多左翼人士不得不选择持续性的缄默，对来自内地的一切，既然不让我说好，那我也不说坏。而金庸不同，他选择忠诚地遵守赞美的禁令以及尽情享受批评的自由，在香港大部分左翼人士无所作为的情况下，他逐渐地将自己的《明报》变成了所谓仗义执言的“左翼”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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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资料图：港媒
从金庸的小说里可以窥见香港人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变迁，主角的父亲（这里指角色属性，可以是生理上的父亲，也可以是养大主角的师傅），多数时候都处于一种缺位或者背叛的状态。郭靖之后的金庸男主，极少再有追寻父亲、继承父辈遗志的设定，好不容易有个同样有杀父之仇在身的张无忌，在历经多次删改后对此的执念已经淡得和白开水差不多了。
创作后期，政治上的文人摇摆性和软弱性在金庸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为什么他作品诸多，唯有《射雕英雄传》这一部作品话题性最高、传播度最广，最为普通中国读者所热爱。香港人在历经多次冲击和幻灭后，即不想要来自内地的“父亲”，也不想要来自台湾的“父亲”，而英国“干爹”也没有靠得住，所谓的“香港本土意识”才开始觉醒。兼各家之所长倒是香港人一厢情愿的幻想，最终随着回归日期的日益临近，演变成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
童年在越南度过并在成年后前往美国求学的徐克和金庸不同，他对中国的认同是后天靠自我找寻的，多数情况下都流于表面，并被消费主义裹挟成为某种突出的视觉奇观。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有时很接近赛义德概念中的“东方主义”，只不过并没有像西方人一样站在俯视的位置上，抱的也不是猎奇的心思。缺少实感使得徐克的作品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大张大合的浪漫主义风格才是他的拿手好戏。
所以，观众才会在《新龙门客栈》里看到被高度符号化的白脸反派太监（《龙门飞甲》《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亦然），在《蜀山传》里看到《星球大战》同款特效的激光刀，在《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里看到林青霞饰演的苗人东方不败和日本人勾结甚至穿得都像个日本人。
五
很多人对徐克改编拍摄的《梁祝》评价极高，认为其将故事放置在东晋这一门阀问题严重的时代，表达了他个人对阶级固化的批判立场。然而，整个故事前半段就是青春校园爱情轻喜剧，后半段画风突变，更像是惊悚的恐怖片。所谓批判阶级固化，但故事的主要人物仍然只是古代中阶级最高的读书人，说到底还是才子佳人的老故事，现代版的中产父母把女儿送去国际学校希望她毕业能直接钓个富二代实现更高的阶级跃迁。
香港影人对于真正的底层人描写是较为稀有的。徐克自己曾拍过一部《打工皇帝》，男主角一进厂就被厂长女儿看上追求，最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帮厂子度过难关，厂长出来对男主角说大家还是要合作的好——矛盾不能提，阶级斗争不能讲，堪称香港特色的包饺子。如此在政治上自我阉割（并且毫无意识），拍摄家国情怀为主打的《射雕英雄传》只能落得灾难的结局。<div class='google_ads' style='min-height:330px'>Advertisements<div data-aaad='true' data-aa-adunit='/339474670/6ParkNews/InContent'></div></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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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徐克的刻意而为，他是无意识的，甚至可以说很多香港文艺人士都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是一种集体性的无意识，因此才独具代表性。如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任何上升到更宏观层面的政治行为，都能被香港影人习惯性地拍成黑社会的争权夺利。
金庸自身也有这样的局限，对于战争的反思，仅停留在“打仗要死人，太惨了，所以我们不能要战争，要和平”上。在后期的作品中，他甚至让主角直接避开战争，远离时代的巨浪。他曾在《射雕英雄传》小说的结尾特别点出自己的这部分主张，开疆拓土的成吉思汗因为杀人无数所以不是英雄，像郭靖这样有悲悯之心的人才是英雄。结尾处，他为了贯彻自己的思想，让郭靖把成吉思汗辩得哑口无言，甚至有些气急败坏。对于杀一人救天下的哲思的挖掘甚至不如火车轨道难题的讨论更有深度。
徐克的改编完美地继承了金庸原作中的这些缺点，并将其放大。所谓战争之惨，哀民生之多艰，就是几个死在战场上的小兵尸体的陈列和角色口中的几句感慨，远不如炊事班长的倒在前线土地上的一勺猪肉炖粉条和飘扬在空中的红围巾。对于高位政治人物的刻画，徐克也延续了金庸对权力斗争贫瘠的撕逼式想象，成吉思汗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仅仅因为嫉妒父亲看重郭靖，所以要让他出丑，在全军面前丢个脸。
香港导演能拍好快意恩仇、儿女情长，但无法精准地把握家国情怀的重量，这是时代的局限、环境的无奈。这种本质的区别，用一个例子就能解释：
在央视版本的《射雕英雄传》中，有一个质量非常高的段落改编：铁木真用计打败了王罕和札木合的联军，并活捉了札木合，他命人将自己昔日的兄弟带到大殿上，说两个人以后还可以继续做兄弟，但被札木合拒绝。
金庸的原文是：“札木合流泪道：‘义兄虽饶了我性命，我也再没脸活在世上，只求义兄赐我不流血而死，使我灵魂不随着鲜血而离开身体。’”
而经过编剧的改编，却变成了：
“铁木真：我成了全蒙古的大汗，你不为我高兴吗？
扎木合：你要我跪下贺喜吗？
铁木真：我们还做安达吧。（拿出结义的信物）
扎木合：你还我的，我早已丢掉了。草原虽大，却容不下两个英雄。你不怕出去领部族造反吗？你要我跪下向你一辈子乞食吗？成吉思汗没有安达，我只求赐我不流血而死，让我的灵魂不随着流血离开身体。我要看着你东征西讨，创下蒙古人的伟业。
铁木真：你去吧。”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境遇再一次证明，香港导演集体北上却水土不服的成因与审查制度无关，症结所在还是香港一代人在长时间远离祖国怀抱后，无法产生身份认同、融入其中的困境。长期避谈香港本土的底层生活，被西方消费主义定义审美的这一代香港影人，有过自己的辉煌，但那只是中国内地的电影工业处于羸弱状态时的产物，过往一切，已是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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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曾经说过，他最想拍的金庸作品其实是《神雕侠侣》。考虑到这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襄阳之战的描写，我觉得他还是转去拍《连城诀》更合适，不过这个主角太憋屈，不够潇洒，徐克可能并不擅长。
六
最后聊一点在电影院的现场观察。
我在大年初一的下午前往最近的商场观看了这部影片。和预想中粉丝观影占大头的猜想不同，八成的观众都是中年夫妻。坐在我左手边的妻子看了才十五分钟就匆匆离场，只剩下隔壁座的丈夫疯狂吐槽“这都改的什么东西”直到电影中段——后面他累了，一直睡到散场才醒。
离开前，我问了问坐在我前后左右的几个观众“什么时候买的票”，他们都说临时起意，今天上午才订好的。神奇的是，这与我在三日前订票页面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当时整个影厅都已经被订得七七八八，我的前排和右侧根本没有任何的空票。
这可能是中国电影院线另外一种天马行空的现实吧。<div class='google_ads' style='min-height:330px'>Advertisements<div data-aaad='true' data-aa-adunit='/339474670/6ParkNews/InContent'></div></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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