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人过得很好，但是却又越来越多的人依靠微薄的收入生活。(Getty Images:Andrey Popov)
我们经常听到，澳大利亚是一个人人都能获得“公平对待”（a fair go）的国度。
“公平对待”是这个国家使用的众多平等主义的术语之一，你会从我们的议会到整个流行文化中听到这个词语。
但是澳大利亚真的像我们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平等吗？
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社会学副教授史蒂夫·特雷德戈尔德（Steve Threadgold）对此的观点很明确：不可能。
“人们[一出生就]来自不同的阶级，” 特雷德戈尔德教授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全国广播电台《周六副刊》（Saturday Extra）节目，“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很不愿意谈论阶级问题。”
他与同事杰西卡·杰拉德副教授（Jessica Gerrard）合作编辑了一本新书，名为《澳大利亚的阶级》（Class in Australia）。该书剖析了这一主题，并探讨了社会阶层如何可能成为一种障碍。
首先，他希望澳大利亚人提高他们讨论阶级现实的方式方法。
大老粗、潮人和谈论阶级有什么关系？
“大老粗”（bogan，又被译为博跟、博干）这个词立刻让人联想到一个非常具体的澳大利亚人的形象，极有可能是一件背心、香烟和鲻鱼头发型。
“潮人”（hipster）也是如此，通常会让人联想到黑色紧身牛仔裤、豆奶拿铁和烤吐司上加碾碎的牛油果。
但是，特雷德戈尔德教授研究了这些术语的用法，并表示这些是谈论阶级，且存在问题的替代说法。
“这些是在公共场合描述和谈论阶级的方式，[尽管]没有真正提及阶级……‘大老粗’往往代表庸俗的工人阶级品味，而‘潮人’代表具有讽刺意味的中产阶级消费文化，”他说。
“有趣的是，潮人通常被[描绘]成一个颇具讽刺意味、近乎俏皮的形象，而则往往会招致更多的诋毁。”
“大老粗往往被认为是有问题的。”
墨尔本一幅描绘博根人特征的壁画。(ABC Melbourne: Richelle Hunt)
他说，大老粗已经“成为一个阶级文化的代表，尤其是在品味方面。其次，通过使用这个形象，你不需要直接说“工人阶级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引用“大老粗”[这个词]。"
他说，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可能会在媒体和日常对话中受到诋毁，他们的真实生活往往被掩盖。
那么，澳大利亚的阶级差距到底有多大呢？根据特雷德戈尔德教授和其他研究发现，差距非常之大。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这本书展示了澳大利亚的不平等和处于劣势的鲜明情况。
“根据不平等的衡量标准，贫富差距正在扩大，这即将回到上世纪20年代的高峰。教育越来越昂贵，而社会福利却越来越难获得，”两位合著作者写道。
史蒂夫·特雷德戈尔德教授希望澳大利亚人能够对阶级影响有更深入的理解。(Supplied)
“对任何不是来自特权阶级、社会关系良好家庭的人来说，现实往往是被排挤出住房市场，工作前景也不稳定。”
尽管还有许多“处于劣势和不平等的独特因素：性别、种族、原住民、性别、能力、年龄”，但谈论阶级可以“使不平等成为深入经济结构和社会或文化制度的一个公共问题”。
研究表明，澳大利亚的不平等比许多人可能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
根据澳大利亚社会服务理事会（Australian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ACOSS）和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的一项分析，在疫情之前，收入排行榜上前20%人群的收入是后20%人群的六倍。
就平均财富而言，数字甚至更为惊人。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平均财富（325.5万澳元）是收入最低的20%人群（3.6万澳元）的90倍。
ACOSS首席执行官卡桑德拉·戈尔迪（Cassandra Goldie）表示：“在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富裕国家，主导观念是人人都过得很好…… 但也有很多人却依靠非常微薄的收入生活。”
“除非我们在政策方向上做出一些重大改变，否则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日益分化的社会，无论是在收入方面，还是在财富积累方面，”她补充道。
阶级与新冠疫情
戈尔迪博士说，新冠疫情对富裕和不那么富裕的澳大利亚人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我们对疫情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经历，”她说。
戈尔迪博士指出，许多来自低社会经济发展阶级的人“被要求外出工作，继续做一线的低薪临时工”，而不能在家办公。
此外，这些澳大利亚人“[有的]住在过度拥挤的房子里，经常是许多人同时居住在一起，很难进行自我隔离。”
“因此[这些群体]更容易受到染上新冠病毒。”
澳大利亚健康和福利研究所（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的一份报告发现，在疫情的第一年，生活在最低社会经济阶级人们的新冠病毒死亡率比生活在社会经济最发达阶级的人们高2.6倍。
ACOSS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另一项分析发现，因为疫情补贴，疫情初期的贫困和不平等情况实际上有所减少。但后来随着这些补贴的取消，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又急剧增加。
“[2020年]出台的政策曾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随后这种情况又出现了回头，”戈尔迪博士说。
政治层面上的阶级
特雷德戈尔德教授说，尽管社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政治辩论之中。
“当你听到政治领导人谈论阶级时，他们往往会[把情况]颠倒过来，”他说。
“因此，如果有人主张对亿万富翁征税，或共享某种财富，那么突然间，这就是一场针对富人的阶级战争。这真就是你唯一能听到[有关政治层面上的阶级讨论]。”
史蒂夫·特雷德戈尔德教授说，杰奎·兰比的许多表现“往往是模仿。”(ABC News: Henry Zwartz)
特雷德戈尔德教授引用了一个在政治上具有独特声音的当选人——塔斯马尼亚独立参议员杰奎·兰比（Jacqui Lambie）为例。
“她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一个来自相对弱势群体背景的人在澳大利亚公共事务中拥有发言权……她似乎是一个经常谈及弱势群体观点的人，她自己也亲身经历过这一点。”
但是，特雷德戈尔德教授说：“她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大部分关于她的文字、对话和媒体报道却都带着讽刺的意味。”
政治变革
戈尔迪博士说，尽管有许多与不平等相关的问题有待解决，但有一个重要领域仍需要现在得到解决。
“我们认为[一个]重要的焦点就是我们的收入基础，”她说，她对联邦政府“令人心痛的的减税政策”产生了质疑。
“[这是第三阶段[减税]，每年160亿澳元，主要流向高收入人群，其中大部分是男性，他们有足够的[收入]、不需要更多减免，”她说。
“[与此同时]有人拒绝考虑税务改革，这些改革实际上应该是解决现有的严重不平等问题，并为医疗和教育等关键服务提供更充足的经费基础，这是确保一个更加平等、平衡和公平社会的部分关键驱动因素。
“我认为，社区确实普遍理解我们在[政策方面]有真正的选择。我们积累的财富正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为什么要考虑阶级问题？
特雷德戈尔德教授说，更好地理解阶级意味着澳大利亚的不平等和处于劣势的大环境能得到更好地解决。
“如果有人在学校表现不好，或者失了业，或者处于贫困之中，他们通常作为个人而倍受指责。指责他们懒惰、不够努力，或者他们做出了所有错误的选择，”他说。
“但我们发现[在考虑到]阶级时，这类事情、这类不平等则更是系统性造成的。
“如果我们能对这些事情进行系统性地考量，公众将会更好地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