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春，澳洲刚封城，一张警察防疫的照片，引发了全国愤怒。我却没看出问题。
那时，维多利亚州政府宣布“非必要不出门”，但每天可以出外煅炼2小时，不能超过家门5公里。政府将派出警察巡逻，处罚范规的人。
于是就出现一张照片，惊动全国：两个警察骑着高头大马，俯视着海边长椅上的一对情侣。
这张照片让澳洲舆论大哗。
我那时困在澳洲，看了半天，觉得这照片没啥问题呀？
这可以解释为警民和谐，我来保护你呀！或者是严格执法。
但是，澳洲社会感受的却是威助。他们认为这是警察恫吓百姓！高头大马、全副武装，就是暴力。
病毒威胁我也就罢了，现在你警察也来威胁我？！
刚刚被疫情吓坏了的社会，这时仍然认为：警察带来的恐怖，比病毒更可怕！
不自由，匆宁死么。看来老外中这个毒，太深。人家警察也没说啥，就是骑着大马，靠你近一点，你就说受到威胁了！
华人社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而是流传一个段子：不自由，人权没了；要自由？人全没了。
但老外就是一根筋。
也许，一旦不自由，还真可能活不成。失去了买饭的自由，饿也饿死你了。
警察仅仅是骑马靠情侣近了一些，就引起广大群众的不适，为什么这么敏感？
我住的那条街上，有一个邻居跟我同行，是皇家大律师，那一阵有一个中国企业在澳洲有巨额欠款收不回，我还请他一起帮着解决了问题。他跟我闲聊说：人们如此敏感，其实是对“警察国家”的警惕。
警察国家？这有什么害怕的。警察不是保护人民群众的么？
这让我想起在清华法学院学习时，听到的另一句话：警察，是一种必要的恶。
“毫无疑问，警察权具有保障人民安全、促进人民福利、改善社会等重要而积极的机能，为国家与社会不可缺少的公共机制。不过，警察权如其他国家权力一样，很容易被滥用”。（清华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语）。
《警察国家》一书作者查普曼说：警察权天然具有武断的性质，“特别是，基于这种权力的性质，与其他国家权力相比，它更容易走向暴虐与专横”。
这意味着没有法治。“在这种国家里，警察对法律有广泛的、毋庸置疑的解释权”。老百姓说话：警察就是法。
这个潘多拉盒子一打开，就会“戴个袖箍就是法律”了，就可以设卡、打人了。
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社会治理变得“情感化与歇斯底里的倾向”，违背了自由的天性，也背离了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类。
在警察国家的时代——比如路易九世的法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德国——整个社会就像一所大监狱，每个公民无不惶恐不安。
“经过极权警察国家的噩梦后，人们更希望有机构能够抑制警察的权力，审判中心主义，应运而生。人们通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来规范警察行为，全程录音录像，律师介入等方式对警察权加以控制，防止“秘密的暴力”。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抑制警察权力，其实主要说的是对刑事犯罪。在服务百姓的功能上，就更不能使用刑事的那一套。所以，当他们骑着大马，靠近那一对情侣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人都感受到了威胁。
等他们动了手，就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