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的等待换来一场32分钟的对谈，比时间表上的原定计划超出12分钟。
习近平和阿尔巴尼斯简短会晤结束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这场一对一会谈时隔六年。(Twitter: Anthony Albanese)
回顾过去50年来的澳中关系，高层领导人会晤曾被视为两国外交传统中的主要方式。
相比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昨天（11月15日）在巴厘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的一对一会晤，被看作是一次突破。
习近平说，中国和澳大利亚应该“改善、维护和发展”中澳关系，而中澳两国在过去几年“遇到了一些困难”。
“中澳关系曾长期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的前列的，值得我们珍惜。过去几年，中澳关系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个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习近平在会谈的致辞中说。
阿尔巴尼斯称这次会谈“热烈”而具有“建设性”。他认为两国迈出了“向前发展”的重要一步。
“当然，有许多步骤我们还没有采取...... 我们将在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进行合作，在我们必须为国家利益采取行动的地方提出不同意见，”阿尔巴尼斯说。
澳中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一对一会谈在2016年的G20会议上悄然结束，而在当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从那一刻起持续发酵，先后经历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政府禁止华为参与澳大利亚的5G网络建设、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网站遭到中国政府封锁。
澳大利亚媒体也多次发表调查报道，揭露北京在澳大利亚政治、教育以及华人社区的渗透和影响力。
阿尔巴尼斯说，他带着善意与习近平进行对谈，没有任何先决条件。(Reuters:Fikri Yusuf/G20 Media Center)
堪培拉在过去的几年中持续受到敌视，起因是澳大利亚政府要求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指控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及其数项惩罚性的贸易争端。
事到如今，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应该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系的行事风格有所领略。但随着习近平准备迈入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澳大利亚的政治领袖们必须深入了解中国式制度。
“阿习会”备受关注，而这场对话的象征性大于实际涵义。
这也许是澳中外交关系解冻的迹象，但堪培拉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及其未来究竟有多少了解。
YOUTUBE英文视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全球事务编辑约翰·里昂告诉《世界》节目，尽管阿尔巴尼斯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的G20会议上只谈了30多分钟，但这次会议仍然意义重大。
相向而行
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会晤之前，阿尔巴尼斯对与习近平的会谈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说，即使是与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能够进行会晤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结果”。
然而，习近平在这次对话前没有公开暗示他的感受。
这位中国领导人在上届任期内成功巩固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重要性，利用所谓的“战狼外交”来寻求世界的尊重和服从。
现在，他希望北京和堪培拉能够“相向而行”。
这次双边会议是在二十国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场边举行的。(AAP:Mick Tsikas)
这是中国近年来的外交术语中不断出现的一个新的词汇。“相向而行”的涵义是微妙的，而它甚至没有收录在中国的官方词典中。
这一说法由中国外交部提出，最早出现在北京处理中美贸易战和中日紧张关系的说辞中。
如今，这一说法应用到了澳大利亚身上。今年二月，新上任的中国驻澳大使肖千在一个小型活动上提出了这个词语。
外交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而“相向而行”是一个关键词，标志着北京在与堪培拉的外交关系上的态度转变。
走向彼此并且寻找折衷的方式可能满足不了澳大利亚或中国最初的目的，但双方可以在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交点相遇。
而中国大使的表态似乎更加明确，他曾具体表示过“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共同努力推动中澳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肖千大使的意思是，双方的立场和利益诉求不同，要求大家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是不现实的。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坎坷关系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修复。(ABC News: GFX/Jarrod Fankhauser)
但是，即使中国官方愿意搁置争议或妥协让步，但考虑到国家的颜面和在国内受众的声誉方面，北京也不会开门见山地表达出来。
回顾过去半年，从两国外长在三个月完成两次面对面会谈，以及一次电话对谈，到如今在巴厘岛的“阿习会”，进展在持续出现。
澳中两国似乎正在采取步伐慢慢靠近，但这一实践似乎只是停留在外交对话上，至今没有实际行动。
澳大利亚不是中国的首要考量
这场会谈最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于，习近平愿意见阿尔巴尼斯。
无论澳大利亚知悉与否，这场对话凸显的重点是北京方面的态度转变，这比起谈判涉及的具体内容更加重要。
而在习近平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中，中国是个大国，而澳大利亚是一个中等强国。
他的姿态是居高临下的。
他在抵达巴厘岛后很快就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那场对话的时长超过了三个小时。
而堪培拉则须要等他愿意对话时才能谈32分钟。
当中国领导人愿意对话，定下两国关系的发展基调，习近平手下的部长和使节会开始依照他的旨意行事。
这是澳中两国在贸易和人权方面僵局的潜在解决方案。
例如，北京一直在拖延对澳大利亚公民成蕾的判决，两国关系的促进也许会使北京命令其法院迅速宣判，但成蕾何时能够返回澳大利亚仍是未知数。
澳大利亚华人成蕾在2020年被中国当局拘押。(Supplied)
而在贸易方面，中国政府一早就留下了后门——它能以质量问题和倾销为由下达禁令，就可能以质量和倾销问题的改善为由将其解除。
但这一切是有条件的。北京希望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希望澳大利亚能够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希望澳大利亚将中国视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但两国关系的重置需要时间，很难一夜之间促成。
“黄王之交”
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上任之初的六个月内成功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建立了对话关系。
这是对两国最高领导人单独会谈的铺垫，也是澳中两国关系趋于稳定化的基础，即便双边关系很难在短期实现改善。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与中国外长王毅的会晤为改善两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Supplied:AustralianEmbassy in Jakarta)
黄英贤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中文名字，这是许多澳大利亚人所忽略的。英贤的意思是英才和贤能。
对于中国人来说，黄英贤的名字和华裔血统让他们感到亲切。
而王毅在上个月举行的中共二十大党代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意味着他将在明年三月离任外交部长。
但是，他将有望开启全新的政治征程，出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在中国的党国系统中，这一职务是党内掌握外交事务的高级权力代表之一，负责指导外交部的工作。
中国社会重视良好关系，外交部长能够维持长期对话对更为广阔的外交关系而言是一种良好的基础。
黄英贤能够在王毅离任前建立持续的交流和对话，无疑将为阿尔巴尼斯政府在未来几年处理和北京的关系奠定基础，但这一切将不会在短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