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案件关注的是，一名79岁华裔老人状告女儿以欺诈手段骗取养老房产。不过，法庭审理后认为，老人“为利益编造证据”，最终驳回上诉。
女儿凑钱买房，给父母养老
云先生（音译）与妻子育有一儿两女。大约早在1982年，夫妻俩和大儿子从中国大陆搬到澳门生活，两个女儿则留在了家乡。
后来，大女儿李女士于1988年初来澳留学，并与一名男子结婚；小女儿简某则定居在了日本。
1990年初，李女士和丈夫在悉尼通过银行抵押贷款了一套房产。
不久后，云先生和太太来澳旅游，喜欢上了这里并决定移民。
示意图（图片来源：供图）
1992年，李女士怀孕；次年，云先生和妻子移居到澳洲，住进了女儿在悉尼的房产。
1997年，这家人商量给父母买个住宅养老，并看中了一套退休公寓，只需首付5万澳元就可以入住。
李女士作证称，父亲提出希望姐妹俩付一部分钱，由老两口用养老金支付按揭，最终房子会留给她们。
她和妹妹都表示同意，并每人支付了父母2万澳元。
1998年，云先生向银行贷款8万澳元，购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
次年，李女士用被公司辞退后获得的遣散费和养老金7.6万澳元，付清了云先生的银行贷款。
她向法庭作证称，当初被裁员时，父亲主张用她的遣散费和养老金支付银行贷款，并保证当夫妻俩不再适合居住在这套房产内时，会将房子转让给她。
示意图（图片来源：供图）
贷款付清后不久，云先生立下遗嘱，规定房产将传给他的妻子，除非她先于他去世，在这种情况下房产将平分给两个女儿。
该遗嘱由早先为云先生购买房产的华人律师见证。
一家人自此过上不用背负房贷的轻松生活，直到15年后，因房产转让一事爆发矛盾。
父亲状告女儿，欺诈方式骗房产
2014年，云先生的妻子被查出患癌，次年去世。房产在此期间被转让给了李女士和简女士。
妻子去世后，云先生继续居住在该物业中，直到2019年底搬进了一个老年护理机构。
过了不久，他又搬进了另一家老年护理机构，但他似乎不喜欢住在那里，所以在2020年又搬回了原来的家。
然而，在有争议的情况下，他声称被赶出了该房产，个人物品也被李女士从物业中移除，但遭到后者否认。
2021年，云先生将女儿告上法庭，声称2014年的房产转让是“以欺诈方式获得的”，主张撤销合同。
他告诉法庭，当初两个女儿并未资助房产，小女儿简女士给2万是其侄子在澳洲留学的费用，而大女儿给的2万以及后续用于支付贷款的7.6万澳元，均为早先欠夫妻俩的债务。
此外，云先生还表示，当初提议让李女士建立一个家庭信托账户，保证子孙后代从中受益，但对方并没有履行承诺，反是以欺诈的方式让他签署了房产转移文件。
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不过，这一说法被李女士否认。她称，父母并未提出建立家庭信托一事，转让程序也是父母安排的。
而且，她签署过一份由父亲提供的声明，内容是将房产转让给姐妹俩，前提是允许父母继续住在里面，直到他不再适合居住为止，那时必须将他转移到更适合的地方。
她还称，妹妹简女士对房产表示不感兴趣，认为既然是姐姐付清了贷款，就应当转让给姐姐，而且姐姐是在父母身边照顾时间最长的孩子，理应得到补偿。
简女士还作证称，她曾经参与了转让房产的会议，听到律师用方言询问父亲是否愿意签署文件，将房产转让给两个女儿，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法官：老人不可信，为利益编造证据
案卷中写道，本案可以概括为，年老的云先生（在转让时已经79岁）声称被他的无良女儿们所利用，导致他失去了唯一的重要资产。
法官称，“我对云先生的总体印象是，他是一个缺乏可信度和可靠性的证人，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愿意为利益编造证据的证人，包括试图指责李女士的诚实性。”
“我更倾向于李女士的证据，而不是云先生。也就是说，我接受她与她父亲达成的协议，即她将偿还抵押贷款，前提是该房产最终将传给她，而她的父母将继续居住在该房产，只要它适合他们。”
“云先生试图以各种理由主张2014年转让给女儿的房产无效或被撤销，包括该转让是通过欺诈或不合情理的行为促成的，但我不认为云先生因为年龄、健康状况、不懂英语等原因受到阻碍。他在转移房产时虽然已经79岁了，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当时的身体或精神健康有任何相关的缺陷。他不懂英语的情况并不严重，因为他有一个能和他说广东话的律师，而且我发现，该律师很可能向云先生解释了转让的影响。”
“云先生关于没有建立家庭信托的违反信托的案件不能成立，因为我发现他在与李女士的讨论中没有提出这个话题，而且她也没有同意建立任何家庭信托。”
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综上所述，云先生关于2014年的房产转让无效或撤销的主张被驳回。
由于开庭时，涉事房产已被以71万澳元的价格出售，最终这笔房款被判给了李女士和简女士，而她们的父亲还要为此次诉讼支付双方的律师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