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说法，在全球，尤其在我国，非常流行。不仅经济学界有不少人认同这一观点，政治学家包括政府，更是将这一观点作为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增长速度下降的客观原因来使用。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理论主要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阅读了当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数据之后，从数据里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三郎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一是他研究的数据比较表面，没有研究数据背后的原因和故事； 二是他研究的数据时段比较短。如果他把这个时间拉得更长，就会发现许多与这个理论不符的现象； 三是他孤立地用数据来研究数据，忽略了数据作为经济变量，导致其变化的其实是政治因素。 因此，三郎认为，用中等收入陷阱来解释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之后的失速，将经济发展的困境归咎于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不仅认知肤浅，而且会误导改革方向。 二、从古巴到委内瑞拉，再到伊朗，事实证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错误总结历史，忽视了制度的逆化，才导致一些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坠落。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改革的著名经济学家许成钢教授认为，大多数论证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基本上都是以拉美国家。 其实我们如果能够认真研究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从有数据记录的最近二百年历史来看，拉美国家并不是从贫穷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上正好相反。 几乎所有的历史数据和文献都告诉我们，拉美国家在历史上曾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远比北美更富裕，直到19世纪的中期，美国虽然已经开始工业化，变得比较强大，但拉美国家仍然比北美更为富裕。 比如那个时候的古巴，比北美新英格兰地区还要富裕。根据维基百科资料，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国有化90%的工业和70%的农业政策，实施计划经济。5年后，古巴国内生产总值比革命前的1958年下降了65%，人均收入下降了61%。从富裕国家后退为中等收入国家。 比如五十年前的委内瑞拉，人均GDP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中是最高的，生活水准不输美加。2010年GDP超过1.37万美元，是中国的3.1倍。但2013年查韦斯上台实施公有制，到后来马杜罗的更左的左倾政治操弄，委内瑞拉很快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到2020年，委内瑞拉人均GDP下滑到1691美元，只有中国的16%。
不仅拉美国家存在这些制度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中东和东南亚也存在大量的实例。 比如现在妄图一统中东，中东恐怖武装组织胡塞武装、哈马斯、真主党的后台老板伊朗，四十多年前在中东的经济水平远超沙特、阿联酋、卡塔尔。1975年伊朗人均GDP达到6664美元，比沙特高6%。1979年，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世俗的巴列维王朝覆亡，在宗教神权统治下的伊朗经济每况愈下，到2020年，伊朗人均GDP下降到2757美元，比沙特的20204美元低86.4%。 从古巴到委内瑞拉，再到伊朗，事实证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错误总结历史，更是忽视了这些曾经不错的国家，完全是制度的逆化，导致它们从富裕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坠落，沦落为中等收入国家。而那些坚持有利制度的国家，或者改变不利的制度向有利的制度转变的国家，大多数从相对贫穷变成中等收入，然后又成为富裕国家，比如韩国、新加坡等。 由此可见，经济的长期增长和衰落是由制度带来的。从中等收入退步的，是制度变化的结果，而非原因。 因此三郎需要强调，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未能持续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核心问题不是中等收入造成了陷阱，而是制度造成了陷阱。 三、中国能否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需要思考如何让我们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适应而非妨碍经济的发展。
我国2009年人均国民收入为3650美元，按照2008年世行标准，已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范围。2010年我国人均收入4260美元，按照世行的2010年标准，已达到中等偏上国家标准。2023年，我国人均收入约1.269美元，比2023年世界银行公布的13845美元时的高收入国家最新标准，还差1200美元左右。 其实我们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跨越的并非中等收入陷阱，即并非因为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所以面临挑战。而是因为中国的现有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能否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我们顺利走过中等收入阶段。其实中学的政治经济学课本就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也影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我们在1978年之前的那一套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社会制度，曾经压抑了中国经济发展30年。此后的改革开放，焕发了经济活力，让我们从低收入国家跨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而如何继续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和配套的社会制度，助力我们从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是14亿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