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眼公布的退票赔偿方案。图/受访者提供 回到家后，郝英杰先是申请了退票，第二天便收到了门票退款，但还有酒店和机票的费用没退。随后按照要求，他整理好自己的购票信息、往返机票及酒店等凭证后，于1月26日给猫眼发了邮件。 2月27日，郝英杰收到了猫眼的回复，根据提示更正了猫眼的购票订单号；3月8日，猫眼再次发来邮件，提醒其缺少1月24日酒店入住的信息。他不敢耽搁，当天便回了邮件、补齐信息。然而此后就如石沉大海一般，再未收到任何回复。 郝英杰的遭遇并非个例。 乔山（化名）是一位来自新疆的大学生，他从小学时就迷恋上了C罗。当听说C罗中国行的消息后，他靠跑腿足足攒了三个月的钱，才凑够路费和门票，没钱住酒店就睡在路边、网吧。“不想让青春留下遗憾。”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由于乔山所在的城市没有直飞深圳的航班，他不得不提前两天从新疆出发，在北京中转后再到深圳。然而在天上飞了快40个小时后，C罗就宣布不踢了。 与郝英杰一样，他也按照猫眼的要求，及时提交了各项购票凭证，但除了门票外，6000多元的机酒报销费用，到现在一个回复都没有。 来自山东的徐婷（化名）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出于男朋友对C罗的喜爱，她通过大麦购买了此次中国行的比赛门票。C罗宣布延期后，徐婷于1月28日就向大麦提交了机酒报销邮件，直到4月28日才收到回复。“我补充完相应证明之后就再没有音讯了，也没有其他渠道跟退款方联系。” 现在，徐婷已经做好了无法挽回损失的准备。“自认倒霉吧，如果这次的钱能退，8月如果再举办我们还会去；如果不退，就不再考虑了，不会再信任主办方了。” 其间，郝英杰加入了一个球迷维权群。据他观察，最多的时候群里有220多个人，后来陆续有40个人左右拿到退款后退了群，现在群里还有近180个人仍在等待。 中国新闻周刊就此次C罗中国行退票与赔偿涉及的消费者数量及金额、与主办方就此事沟通的进展，以及赔偿进度，分别采访了猫眼和大麦方面，但截至发稿时并未得到对方回复。 票务平台是否应当负责？ 无奈之下，4月，郝英杰十余次尝试联系猫眼的人工客服，“但客服表示只负责收集信息，他们跟主办方也没有办法取得联系，也没有办法得知任何的退款进度，也拒绝提供主办方的联系方式，只是一味地让我等待。” 公开信息显示，此次利雅得胜利队中国行比赛的主办方为长信传媒和垚柒体育。根据天眼查，前者主要业务为影视制作，最终受益人为导演郭靖宇；后者主要从事体育赛事策划等业务，成立于2023年4月，自此次C罗中国行延期后，其官方微博再未有过任何更新。 值得一提的是，在猫眼、大麦客服将部分消费者尚未退款的原因指向主办方时，主办方亦将原因归结为平台审核较慢，相关信息仍在审核中。 一位球迷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截图显示，5月8日，郭靖宇在抖音私信其表示，“我们在等平台审核，审核过的全退了……平台是人工审核，效率低些，希望理解。不退，我们就没必要承诺了，再耐心些，谢谢，我们也在催平台，希望他们快些。” 对此，中国新闻周刊先后多次致电长信传媒与垚柒体育的公开联系方式求证，但前者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后者则无人接听。 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比赛延期，主办方存在违约行为，球迷们有权要求退票并获得相关损失的赔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公益律师赵良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消费者与主办方之间属于合同关系，消费者通过网络购票方式购买服务，主办方有义务确保演员准时演出、确保演出体验。 根据《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以及《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因而，如演出延期，当属主办方单方违约，消费者有权要求退票并赔偿损失，而损失包括酒店费用及机票费用等。”赵良善表示。 但问题是，作为消费者直接购票渠道的票务平台，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赵良善表示，若票务平台以代理销售身份售票，其性质为代理销售，且在售票时已向消费者明确告知，则依据《民法典》第162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相关退票以及损失，则由主办方承担。但若票务平台以自身名义进行售票，则相关退票以及损失，消费者可要求票务平台承担，票务平台承担后，可根据其与主办方的合同约定，要求主办方分担。 从角色上来看，猫眼、大麦是票务代理平台，但在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看来，这要看消费者当初是与谁发生的合同关系。“也就是说，消费者把钱交给了谁、跟谁建立的消费合同，那么谁就要承担这一种消费维权的责任。” “对消费者来说，具体是说中间的一些合作机构来赔，还是说以引进的机构来赔，那是你们内部的一个经营的关系，你们可以按照你们内部的经营合同去划分这种责任。但是谁卖票给我、谁跟我签订的协议，谁就要来履行协议的责任和义务。”陈音江进一步解释，“只要消费者能够提供证据，实际上主办方也好、售票方也好，你就要承担这种赔偿的责任。” 由于目前尚未可知猫眼、大麦与赛事主办方之间的合作情况，赵良善建议，当消费者难以判断主办方与票务平台存在何种关系以及双方存在代理销售关系与否时，可将两者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由法院予以审查，以确定责任主体。 这也是郝英杰们准备走出的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