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同尹锡悦会晤（资料图/Bloomberg） 体现在外交上，尹锡悦政府优先加强和美国、日本的关系；受俄乌问题影响，和俄罗斯的交流有限；而对于中国，除了一直强调相互尊重等原则立场外，韩国政府可能相对没那么重视韩中关系。尹锡悦总统在5月9日举行就职两周年记者会，主要谈及国内民生和韩美同盟关系，没有提到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情。 过去两年韩中关系并不稳定，韩国政府也感受到了一点压力，为此说过要加强韩中合作等等，只是态度不那么着急。最近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中美关系虽有波折，但总体稳定，所以韩国外交也要更为关注中国，不说让韩中关系出现什么大转变，至少也要维持住现状、防止进一步恶化，若能在现状的基础上有所提升，那就更好了。 第二，对韩国外交来说，这次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可能类似于路途中间的一个车站，第一站是韩中外长会议，第二站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而韩国外交更大的目标是韩中峰会。换言之，对韩国外交而言，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带点过场的性质，但仍是必须举办的。 第三，最近韩国国内出现一系列文章批评尹锡悦政府在韩中关系上没有什么外交成就，不仅没发展，还一直出问题。所以尹锡悦政府想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前任文在寅政府参加过一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那这届政府也要举办一次，赶上前任。所以这次韩方筹备得很积极。 观察者网：有消息透露，三方将就人文交流、经济贸易、和平安全等六大领域进行讨论。就您的研究观察，对于这次会议，中日韩各自的诉求可能侧重于哪些？ 黄载皓：因为这次中方由主要负责经济的李强总理参会，所以这次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基本上是经济性会议。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6日上午乘包机离开北京，赴韩国出席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当地时间26日中午，李强乘坐包机抵达首尔城南机场。（图/新华社） 我看到有些媒体预测韩国会更关注朝鲜半岛的核安全等问题，实际上这些需由最高领导人来谈。这也是对于这次会议，韩国很乐于推动，日本相较而言更多是被动接受的原因。 他们可能会就半岛安全、国际冲突等问题作些原则性的表态，但重点还是聚焦于三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和科技交流。尤其是符合多方利益的经贸合作，这是三国现在最需要加强的部分。我们可以观察三方会就经贸合作出哪些指导政策，或确定什么合作方向。 观察者网：谈到经贸和科技合作，美国是一道绕不过的坎。此前中国禁止美国美光在华销售后，有媒体报道称美国要求“韩国企业不得填补空缺”；另有确切的事实是，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因担心违反美国对芯片制造和技术的出口限制，已全面停止出售二手半导体设备。日韩对华的经贸科技往来，是否有办法降低来自美方的影响？ 黄载皓：对于中美两大市场，我们都很重视，也都不能失去。以前我们做生意更多考虑经济成分，现在受政治因素干扰，不得不进行综合性考量。 对于这次三国会议，因为中方由总理参会，所以美国的戒备心相对不强，更多持观望态度，可能会对经济安全走向多加关注。我们可以期待看看会议最后发布的联合宣言会如何谈及经贸合作，观察在所谓经济安全方面如何取得“折中”。 观察者网：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拟邀请尹锡悦和岸田文雄出席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并举行美日韩三国首脑会谈。这将是继去年的戴维营峰会之后再一次的美日韩三国峰会。这么一来，本次中日韩三国会议的成果及意义是否会被冲淡？ 黄载皓：美日韩三国首脑会晤的重点主要是安全，其中既包括外交、军事安全，也包括经济安全。从这点来看，本次会议的成果及意义届时确实有可能被冲淡。 但我个人认为，对中国而言，这次的领导人会议也是有参与的必要的。美国主导美日韩“小三边”，而中国参加三国会议，不仅没什么损失，还可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还能通过中国、韩国和日本的三边框架来影响中韩与中日双边关系，让韩国、日本在同美国合作时更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的存在。仅仅这点，也是一种很大的外交成果了。 观察者网：这或许也是常说的“有对话总比不对话好”。记得您曾用“复合竞争”来形容中美关系，好奇您会如何概括中日韩三国间的关系？您估计未来三国关系走向大概会是怎样的？ 黄载皓：我想会是“矛盾共存”，三国之间即使互有矛盾，但都要共存下去。 观察者网：说到这，不知道您是否听说过中文网络上的一句调侃——“中韩友好靠日本，中日友好靠韩国，日韩友好靠中国”？ 黄载皓：这句话可能更多是对中日韩三国民间交流的一种调侃，而就外交来看，我认为实际情况是“中韩友好靠美国，中日友好靠美国，日韩友好靠美国”，三者间的双边关系都深受美国影响。比如对于中韩关系，日本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限，远不及美国。
2024年1月15日至17日，在韩国济州岛南部公海，美日韩三国海军实施联合军演。(图/美国海军) 观察者网：撇开美国因素，单看中日韩三国日常经贸往来，您是否同韩国的企业家们聊过，比如他们有没有跟您分享过他们遇到的问题或看法？ 黄载皓：有聊过一些，韩国企业在中国活动时确实会面临一些限制，所以它们也会向韩国政府施压——当前全球经济环境并不算好，因此更有必要同中国在经贸方面合作共赢。 观察者网：那韩国政府可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这一局面？ 黄载皓：韩国政府确实有不少工作可做，比如部分调整对中国的外交策略。实际上，今年4月下旬辽宁省友好经贸代表团访问韩国期间，受到韩国政府方面的盛情款待，韩国政府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区别于过去两年里对华“强硬立场”的某种灵活性。 此外，应避免对中国发表不必要的刺激性言论。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在台海、南海等敏感问题上的表态比韩国往届政府更加“出位”，而未来在这些议题上沿袭过去原则声明作为回应是更好的选择。实际上，就台湾问题，最近在韩国国内确实没再听到什么声音。 外交上，韩国需要更加务实。尹锡悦政府必须把民生放在首位，应支持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活动。只要是国家利益所需，国家领导人和商界领袖就应该为之付诸努力。当然，美韩同盟这一事实不会改变，因此这些调整不是战略性的转变，只是战术性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