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毕业答辩前一天接到经理的电话，告诉他不用来上班了。当时大环境就是所有公司都没有活，新人就会被裁掉。” 尽管公司付给了Ying六个月工资作为补偿，但这仍然是一段不好过的日子。因为担心没有工作会被赶走，Ying和丈夫都小心隐瞒，以免被房东发现。为了快速找到新工作，Ying开始努力学习挪威语，最让她头疼的是挪威语中的抖舌音，练习了许久都没法达到当地人的水平。 幸运的是，Ying的前任上司一直因为裁掉她而感到内疚，失业三个月后，Ying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新工作。而在丹麦学市场营销的陈奇葩就陷入了更加严峻的局面。五年前，临近毕业的她发现大多数使用英语的市场营销类工作，根本不需要像她这样没有经验的外国人。“读完国际市场营销之后就知道这个专业前途堪忧，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一定会去学IT。” 陈奇葩读硕士的时候一直在一家餐厅做兼职，毕业后正式入职餐厅做服务员，一步步向管理层进阶，现在成了这家餐厅的店长。
丹麦、挪威等国家英语普及度虽高，但不会当地语言，在找工作时仍然有天然劣势，日常生活中也会遭遇隐性歧视、很难融入当地人的圈子。 Ying所在的公司有不少国际项目，大家的工作语言基本都是挪威语。她有一个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前同事，不太爱说挪威语，去年因此辞职了。“她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圈子，后来她跳槽去一个只需要说英语的公司了。” 凡事亲力亲为，只为省钱 物价高，是人们对于北欧的另一个固有印象。北欧国家的高物价主要源于人工成本高，以及最近几年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打车，两三公里就需要一百多人民币，蓝领的工资与白领相差不大、甚至会略高。Ying有一次找水电工来接水管，工作很简单，开支却近两千人民币；还有次找油漆工来家里粉墙，结果整个屋顶因为年久失修坍塌，最终花了一万多人民币才修补完成。 因此买房搬家以后，Ying家里大部分打理花园、修葺矮墙的工作都交给了丈夫来完成。“一堵矮墙你自己弄弄也能搞好，找别人来做，几万块很快没了。”
北欧的休暑假的白领们 高物价背后是北欧社会福利体系兜底。陈奇葩的本地人朋友拿着五六万高薪，仍然不会存钱，丹麦的硕士毕业生一般可以拿到四万丹麦克朗（约人民币4.2万元）以上的月薪，“月光”但轻松自在。 这种高福利也让陈奇葩本人感到安心。从小就身体不好的她在丹麦长过水痘、患过面瘫，但基本都没有为此花过钱。“我认识的一些人得了癌症、白血病，化疗、换骨髓都是完全免费，会得到贴心的照顾，不过医疗资源尽可能保持高效利用，比如生小孩，没有大的问题，三天就出院，不会让你浪费床位。” “瑞典人不敢请假，我996卷走上司”来欧洲读博士前，陈奇葩的丈夫曾在北京找过工作。虽然拿到了月薪两万的Offer，但他对未来生活毫无信心。因为这些钱支撑下的北京生活达不到自己的期望值，买房、生娃、育儿、养老都得两个家庭合力，否则过不上一般中产的体面生活。
“在丹麦生活久了，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松弛感。而且丹麦对于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比例很高，所以整个国家贫富差距较小，在这里会觉得人人都是平等的。”此外，Ying认为北欧很少有女性就业歧视。她所在的公司，领导、高管都是女性，社会氛围会鼓励女性去争取升职加薪。较少的加班和每年一个月的带薪假期是Ying和陈奇葩更愿意留在北欧职场的重要原因。 但是，不是所有来到北欧的人都彻底摆脱了“内卷”。 Cherry研究生毕业后，搬到瑞典一座小城市生活，她的丈夫是瑞典人。最近几年，因为疫情导致的经济大环境欠佳，Ying和陈奇葩吹捧的高福利在Cherry这样的普通人，就显露出了尴尬的一面。 Cherry的丈夫曾在疫情期间遭遇就业难，勉强拿到一份为期一年的合约工，“我那时快要生孩子了，但他完全不能长时间休假，父母假根本不敢请。” 她提到的“父母假”是2016年瑞典政府推出的一项政策：父母双方一共可享有16个月（480天）的产假，其中的390天休假者可领取休假前薪资80%的补贴金，其余90天则按照统一标准支付补贴。 即使有丰厚的补贴，可丈夫如果休假，他有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 高福利国家的优厚福利建立在本国的优势产业，如信息、通讯、生物、医药、环保等之上，Cherry目前就职的科技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她能感觉到这些企业在工作方式上也发生了变化。
Cherry说心情好时就会在自家窗户边看落日（来自小红书“人在北欧”） “疫情之前，公司顺利拿到风投的钱，大家都采取典型的北欧式工作状态，早9点上班，下午4-5点就下班。现在没人投资了，老板8点前就坐在办公室了，晚上6点多，还有不少人拒绝下班，有人甚至下班后还会主动回来再加班。” Cherry的老板们，月收入预计在8-9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5-6万元）之间，除了要面临加班之外，工资收入的40-50%也会被税收和社会保障费用全部扣走。 向“卷”的道路上奔跑的北欧职场上，Cherry也发现，唯有“卷”才能在上升道路上更进一步。 “刚进公司不到一年，我就成了Team Leader，招人组建了团队，接了一些难度非常大的项目，后来又升职了Manager，之前从来没想到要走管理岗，可能这也是幸运吧。” Cherry的上升之路当然不只靠幸运。在Cherry成为团队负责人之前，前任负责人长时间在多个项目上停滞不前，她形容这些“传统的瑞典打工人，基本不适应科技公司的工作节奏”。 Cherry加入后，将进度滞后的项目全部推进落实，她的努力最终被老板看到，“不干事的Leader”最终被裁员，Cherry取而代之。 老板对她非常坦诚：“与其再招一个人，不如就让最努力的人做这个Leader。” 在北欧的十年，Cherry实现了很多梦想，结婚、生子，还有职场的成功，每个职场小目标和人生大目标完成后，她都会享受一个多月的假期，带着孩子回国陪陪父母，弥补一下中国胃，“国内的生活真的太滋润，都有点不想回瑞典‘吃苦’了。” 但问她重来一次会选择留在国内吗？Cherry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