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引发巨大波澜。首先，曾某某作为领导干部，被指与已婚女下属存在不正当关系。如果此事属实，很大程度上就再现了此前江西的“佩奇”事件的方式，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公众亟待当地纪委监委查证并公开相关情况。 第二，当地公开了举报人的实名信息。这种做法与《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要求的检举控告保密制度是相悖的，也违反了既有的工作惯例。 实名举报并不意味着需要实名公之于众，否则就会让举报变得更加危险，事实上产生遏阻举报的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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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举报人在网上发出举报信息时，确实很大程度上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信息，但即便如此，受理举报的机关也要遵循既有规定来履行检举控告保密制度。在很多起公开举报、报案事项的办理中，公众看到，无论是纪委监委还是公安等执法部门，对于涉案人、举报人的姓名以及关联身份信息，都采取了半匿名方式。
比如被举报者、被指为涉案人的对象，在举报、报案反映阶段，甚至连嫌疑人都算不上，当然有必要保护相关的姓名权、名誉权。而这种保护对于举报人、报案人就更为重要。通常情况下，举报人、报案人处于更加明确的弱势，无论举报、报案事实是否最终获得确证，但保护其姓名权、名誉权应当是题中之义。
将举报人实名信息予以公布，在此事中尤其不恰当。
实际上不惟中国文化、东亚文化，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传统中，婚姻忠诚都是重要的道德价值。破坏他人婚姻，以权力或金钱或其他胁迫性因素与他人配偶发生不轨关系，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可耻的行为——即便在欧洲一些婚姻忠诚观念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涉及此类问题的公职人员也会极大地招致民众反感。 所以，婚姻关系中遭受背叛，尤其是被他人以权力或金钱等因素引诱破坏婚姻忠诚的人，无论男女，本身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感、羞耻感。如果此事属实，那么举报者发出公开举报，本就是身陷巨大困境后的无奈选择，而举报者本身信息被实名列出，这无疑会加大举报者的自我耻感。 虽然当代社会的家庭结构已经不再像古代、近代那样都以大家庭形式出现，家庭成员通常比较少，但家族、血亲姻亲数量仍然不少。再加上保持一定交往频度的朋友，这些都意味着被“强占人妻”的当事人在被受理部门公开实名信息后，要承受的额外压力。这种情况下，哪怕此事属实，举报者都有可能狼狈地撤回举报。 最有意思的是，当地受理部门一方面公开了举报人的实名信息，但另一方面对于举报对象，也就是担任当地某区区长的曾某某，进行了半匿名方式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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