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的一个早晨，我被远在中国的兄长的微信电话吵醒。他告诉我，母亲在前一天晚上去世了。听到母亲离世的消息，我并没有感到震惊，她已经病重好几年了。
事实上，在她去世前的几个月里，我们每周的微信交流都是以我看着屏幕上的她为主，每次都会注意到她病情恶化的细微迹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在线交流与其说是为了她，不如说是为了我。她逐渐无法认出我，也无法与我交流。
在她去世后的几天里，我的兄嫂竭尽全力让我有参与感。他们说服当地的火葬场允许他们通过微信直播葬礼活动，这样我就可以“身临其境”了。
坐在悉尼内西区的家中，我看到了母亲的遗体入殓。两天后，哥哥又用微信把我联系上，让我见证妈妈的骨灰在墓地下葬。结束通话半小时后，我不得不参加一个与工作有关的Zoom会议。感谢科技的神奇，让我个人的伤悲不得不靠边站。
我父亲当时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非常健康。他理解我无法飞到现场，因为他知道我去看望他需要经历什么。
微信是一种“有粘性的”应用，有多种用途。(Reuters: Peter Kujundzic)
我需要在飞机抵达的国际城市（上海）的某家宾馆隔离两周，然后在位于附近省份的家乡的某家宾馆再隔离一周，外加一周的居家隔离。我不断向他保证，旅行禁令解除后，我就会马上飞去看他。
但他在母亲去世的几个月后也去世了：那么突然，很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作。于是，几天后我们在微信上进行了同样的仪式，无论是在火葬场还是在墓地。这一次，我知道会怎么样。
我的微信里还留有父亲的语音信息。但我仍然无法播放这些信息，去听到他的声音。即使是在他去世两年后的今天，这一切仍然太过生硬。
我想起了香港一位微信研究员说过的一句话：“微信正被用作情感档案。”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注意到我的经历在华人华侨中很普遍。在过去两年里，我看到许多华文博客讲述了他们因隔离而不得不在微信上与父母永别的经历。这些博客的作者和我一样，都是散居在不同国家的华人华侨，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等。
我也想写点什么，但我无法让自己打开情感的闸门。我有工作要做，有学术论文要写。我的情绪必须得到调节，以免失控。
但是，我读到的许多在微信群中广为流传的博客，每一篇都为我提供了一个重温悲伤的机会。我发现阅读这些博客有一种奇怪的疗愈作用。
荞爸（网名）就是其中一名博主。他告诉我，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微信上看到父亲躺在棺材里。在他父亲去世前，他们还在微信上聊天，当时他父亲躺在病床上。他的兄弟姐妹用微信向他报告父亲的最新健康状况，荞爸甚至经常在微信上与父亲的主治医生联系。在他父亲去世后，荞爸在一篇题为《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的博文中写道：
由于国际旅行被按下了暂停键，许多人最后一次匆忙回国实际上是与亲人的最后告别。
新冠疫情催生了散居海外的华人的一种写作新流派，表达各种情感的交融。其中包括悲伤、难过、愧疚，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在中国的家人的感激之情，正是他们为照顾年迈或临终的父母担下了了所有繁重的工作。
这是第一代移民独有的体裁。如果没有微信，这种“分离中的联系”就不可能出现。
对于侨民来说，微信是连接家庭和家人的重要纽带。(Unsplash:Jerry Wang)
社交媒体的“瑞士军刀”
然而，澳大利亚参议院的一项调查正在审议建议在澳大利亚禁用微信的意见书。
参议院社交媒体外国干预特别委员会正在调查社交媒体上的外国干预给澳大利亚民主带来的风险。调查的一个关键领域是：是否禁止微信。
我和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于海青教授（Haiqing Yu）一起向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意见书，于海青教授是我的微信合作研究员。我们认为禁令弊大于利。
许多使用微信的华裔澳大利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禁止微信的提议，但我们这些听说过的人正焦虑不安地关注着这一领域。
许多澳大利亚人从未使用过微信，这是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旗下的产品。2011年作为Weixin推出，次年国际版本WeChat随之推出。
很快，人们发现没有它几乎就无法生活。除了作为一个通信和信息平台，微信具有专门的功能，让用户可以支付账单、预订酒店和出租车、网上购物和购买日用品。
微信不仅是一个即时通讯工具，还是一个“具有超级粘性”的应用程序。它被誉为社交媒体的“瑞士军刀”。脸书、WhatsApp和其他西方社交媒体在中国境内不被允许使用。这意味着微信的使用率很快就接近饱和点。
我与于海青的研究表明，微信非常灵活、多变且资源丰富。它的许多功能与中国的传统习俗产生了共鸣，例如通过电子方式向朋友发送金钱礼物（红包）。
“红包”可以通过微信作为金钱礼物发送。(ABC: Kai Feng)
用户在微信上有四种交流方式： 群聊（最多 500 人的群组）、微信时刻（允许用户发布更新并与朋友圈分享内容）、微信订阅账号（允许用户每天发布一定数量的文章）和私信。还有最近推出的微信频道，它是视频和视觉资料的公共供给，可通过关键字和标签进行搜索。
微信空间是半私密的。微信允许用户决定在私聊和群聊中与谁成为好友，以及禁止哪些好友查看自己的“微信时刻”。它还允许用户查找并关注任何官方账户或频道，无需账户持有人请求或批准（但你不能单方面“关注”其他用户）。此外，用户还可以选择“取消”之前的好友关系。
对许多国家的第一代中国移民来说，微信是天赐之物，使他们能够免费与彼此保持联系。目前，微信在 200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多达13亿用户，以17种语言运行。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并不那么喜欢微信或Tiktok。(Reuters:)
专家证人反对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禁令
2020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行政令，禁止在美国使用TikTok和微信。当时有人要我写点东西来回应这一消息。
几天后，我收到了旧金山律师朱可亮（Clay Zhu）的电子邮件。他邀请我在即将对特朗普禁令提出的法律挑战中提供专家证词，这一法律挑战认为该禁令会损害他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
在美国法律案件的证词中，我解释说，微信是华人华侨，尤其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华人华侨的生命线。它使他们能够与中国的家人保持联系，帮助他们开展业务和贸易，还帮助他们在新的环境中找到并维持社交人脉。
我对微信的研究始于2018年，当时于海青和我开始了为期五年的研究项目。我们的目标是探索澳大利亚的中文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
从 2018 年到 2022 年的四年时间里，我们花了大量时间与 45 个澳大利亚微信群里的人互动。我们还对十几位微信用户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并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移民进行了两次大型调查，以了解他们所处的媒体环境。
2018 年，我们没有预料到等待澳大利亚、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是怎样的动荡和冲击。我们也没有预料到，随着这些事件的发展，微信将会有无数种新的应用方式。
我们的研究必须不断考虑到现实所带来的一切。在努力坚持到底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在几个新的方向上大力拓展我们的研究。
微信在澳大利亚政治中扮演的新角色引发了一些难题。(Michael Walsh)
微信与 2019 年大选
在澳大利亚2019 年联邦大选前几个月，我们注意到大选已成为微信上的热门话题。我们意识到，微信不仅被用作交流工具，还在向新公民普及选举程序。
我们对选举的研究发现，微信正被用来帮助人们更多地参与澳大利亚政治。（随后对州选举的研究也发现了这一点。）微信正在向这些新公民传授有关澳大利亚政治制度、民主价值观和选举程序的知识，并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投票选择。
这种公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微信上出现的一些自封的意见领袖。这些人似乎在教育其他选民和促进知情基础上的政治参与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竞选期间，微信上还有与选举有关的虚假信息的广泛报道。但我们的观察也表明，这些意见领袖在揭穿此类不实信息和虚假信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来自悉尼的“XY”是我们在书中介绍的八位意见领袖之一。他曾在中国一所著名大学接受教育，之后进入公共服务部门工作。XY于20世纪90年代末来到澳大利亚。
自2006年起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后，这位前中国公务员目前在悉尼经营一家小企业。40多岁（2019年）时，XY积极参加了十几个以政治为主题的微信聊天群。其中八个设在澳大利亚，四个设在美国。(他还参加了其他群聊）。
XY花了大量时间浏览澳大利亚和国际英文媒体，如《澳大利亚人报》、《悉尼先驱晨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虽然推特是他首选的社交媒体平台，但他也使用微信向聊天群成员转发其他地方的新闻和信息。
因为他对主流新闻时事的掌握，XY成为许多聊天群的实际领导者。在竞选期间，他对如何施加影响很有策略。当他试图影响人们的投票倾向时，他通过引用可追溯的消息来源（如主流媒体出版物）和权威人士（主流公众人物），用他们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例如，2019 年三月，他在自己的微信群里接连发了三条帖子。第一条，用中文说就是：
《悉尼先驱晨报》八年前曾报道时任总理、自由党领袖斯科特·莫里森提议利用反穆斯林情绪赢得选票，莫里森当时并未否认这一说法。
他的第二个帖子链接了 news.com.au记者马尔科姆·法尔（Malcolm Farr）当时的最新报道，内容是莫里森指责电视节目主持人瓦利德·阿里（Waleed Aly）在这个问题上撒谎。第三个帖子引用了法尔报道中的几个关键段落。
XY明显倾向于工党而非联盟党。法尔的文章描绘了一幅对莫里森不利的画面，暗示他不是前后矛盾，就是撒谎。然而，XY并没有对莫里森和自由党做出评判。他宁愿让法尔的报道说明一切。许多人在回复他的帖子时，都用了赞扬或“竖起大拇指”的表情符号。
遭遇山林大火灾难的考拉的照片触动了微信用户。(AAP: David Mariuz)
黑色夏日山林大火期间的微信
2019 年联邦大选后不久，澳大利亚许多地区就被到处蔓延且燃烧了数周的山林大火冒出的滚滚浓烟呛得喘不过气来。这场山林大火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摧毁了成千上万的房屋，毁坏了数百万公顷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动物。许多澳大利亚个人和社区组织为灾民和消防员慷慨解囊。
澳大利亚华人也不例外。许多微信帖子鼓励、组织和协调捐款、救灾和重建。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微信作为一个平台在让人们参与利他主义社区倡议方面的巨大潜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一森（Ethan Wang） 的故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王一森是一名生活在堪培拉的小学生。2019 年 11 月的一天，他在吃早餐时听到父母谈论新闻上的消息，即350 只考拉在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山林大火中丧生。面对笼罩在浓烟中的自己在堪培拉的家园，王一森决定行动起来。他迅速制作了一张手绘募捐海报，在贡加林购物中心（Gungahlin Shopping Centre）找到一个位置，开始拉小提琴。他的海报呼吁路人捐款拯救考拉。
王一森没有失望。购物者们纷纷排队捐款。他的父母在微信上发布了儿子为筹款而卖艺的照片。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们收到了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家人、朋友和熟人的热情回应和更多捐助。
王一森的倡议在微信上传开了，几天后，王一森放学时发现一群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华人家长正在校门口等他，他们想把以他的名义筹集到的善款交给他。
新冠疫情期间的微信
肆虐的山林大火刚刚得到控制，澳大利亚又陷入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初期阶段。2019年12月，中国武汉进入了封锁状态。
不久之后，许多澳大利亚华人返回澳大利亚，尤其是在中国春节（1月25日）之后。许多在强制自我隔离指南生效（2020年2月1日）前抵达澳大利亚的华人，尽管身体健康且没有感染病毒，但还是决定在抵达澳大利亚后进行自我隔离。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对病毒的焦虑，希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将风险降到最低。
但自我隔离意味着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必须送到他们手中。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一个由300名澳大利亚华人志愿者组成的网络在澳大利亚各大城市展开了行动。
他们帮助了600户家庭，而这一行动正是通过微信协调的。食品、卫生纸和牛奶等日用品的订单都是通过这一应用程序下达的。志愿者们购买了这些物品，并将它们送到住户家门口或前院，而住户则通过微信转账付款。在整个过程中，志愿者与那些隔离在家的住户没有面对面的互动。
我们从这一草根响应中了解到，微信可以成为动员和组织公民行动的有效工具。
微信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在太平洋彼岸，当时仍处于疫情肆虐之中的美国，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殴打致死，引发了大规模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在此之前，微信在美国主要被与特朗普右翼支持者的虚假信息联系在一起。但 20 岁的耶鲁大学英语系学生黄艾琳（Eileen Huang）改变了这一局面。
2020 年 6 月，黄艾琳在微信上发表了一封致她父母那一代美国华人的公开信。黄艾琳认为，许多华裔美国人对黑人有着长期根深蒂固的偏见，她呼吁华裔美国人社区大声疾呼，反对针对美国黑人的种族主义。她呼吁跨种族团结。
黄艾琳的信很快引起了广泛但两极分化的回应。一封反驳黄艾琳的公开信很快在微信上发布。林飞（Lin Fei），一位来自黄艾琳父母那一代的男子，给黄艾琳回了信，他在信中采用了家长式的语气，称黄艾琳是被“左派洗脑”的“孩子”。
这两封信在微信上被广泛分享，令一场跨越政治鸿沟的代际辩论公开化。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以及辩论的激烈程度使一位评论家说，黄艾琳的公开信点燃了“美国华人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公开且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抗”。
回到澳大利亚，我意识到这可能会对这里产生深刻反响，于是饶有兴趣地关注着这场辩论。与此同时，在全球疫情和民众对乔治·弗洛伊德的支持声浪中，全国各大城市的许多澳大利亚民众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支持。
由于担心传播新冠病毒，公共卫生当局建议不要在公共场所举行抗议活动，但珀斯的抗议者们还是决定按计划举行集会。但他们没有为抗议者准备足够的口罩。
珀斯的一个华人社区听说了他们的问题后，连夜在微信上成功组织了 11,000 个口罩的捐赠活动，并将这些口罩送到了抗议者手中。
众所周知，微信传播种族偏见。但它在“黑人的命也是命”和疫情中的应用表明，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公民参与平台，以及动员积极有效的社会运动的平台。
自从我们的书出版以来，我还了解到微信在澳大利亚还能有其他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用途。
我与养老护理和医疗保健领域的社会政策研究人员，以及商业和贸易领域的人士就该平台进行了交流。他们使我相信，微信为澳大利亚的社会凝聚力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只待开发。
对微信的担忧
尽管有了这些新的认识，但我们并没有忽视微信通常存在的风险和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循证研究，认真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大担忧是微信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事实上，特朗普总统的禁令正是基于这种担心。
但推翻这一禁令的美国法院认定，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尽管总统的法律团队提出了许多主张，但法院认为微信威胁的证据“少之又少”。法院立即中止了全国范围内的禁令，到 2021 年年中，新当选的总统拜登正式撤销了特朗普的行政令。
第二个担忧是对微信的审查和监控。这是有道理的。很多人不知道，WeChat及其中文版Weixin是“一个应用”上运行的“两个系统”。
使用中国手机注册的用户使用Weixin，由位于深圳的母公司腾讯运营。Weixin受中国法律管辖。中国大陆以外使用非中国手机注册的用户使用WeChat，由位于新加坡的微信国际（WeChat International）运营。WeChat受每个用户居住国的相关当地法律管辖。
WeChat和Weixin是一个多功能的即时通讯和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这一应用程序的某些空间，如聊天群和“微信时刻”，腾讯监控所有WeChat和Weixin的信息。但对政治敏感关键词和图片的审查是基于服务器的。这只影响Weixin用户之间的信息往来。
因此，WeChat消息受到监控，据说是为了训练Weixin审查的算法。但是，从一个澳大利亚WeChat账户发送到另一个澳大利亚WeChat账户的信息不会受到审查，因为这些信息不经过中国的服务器。
但是，从一个澳大利亚WeChat账号和一个中国Weixin账号之间发送的信息会通过腾讯在深圳的服务器。因此，这些信息会受到监控和审查。
我们的研究认识到了腾讯复杂的监控和审查制度。但研究表明，政治交流、批评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侨民使用微信的主要原因。
大多数在微信平台上运营的华裔澳大利亚媒体企业家都以各种方式抵制、回避、绕过和批评监控、审查和其他形式的政治压迫。因此，尽管对这些问题存在明显的担忧，我们还是发现了许多澳大利亚用户在微信上从事创业活动和文化自我表达的创造性方式。
第三个担忧是微信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中国政府的工具。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国家媒体的内容的确偶尔会在微信上发布。在澳大利亚，使用微信推送内容的中文媒体有时会进行自我审查，以确保其内容的传播（通过扣留批评中国政府的内容）。
但这些媒体的制片人和编辑告诉我们，让他们充当中国政府的喉舌或帮助中国政府推动其议程，并没有商业意义。关于微信是中国共产党的“叙事机器”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危言耸听，而且具有误导性。
澳大利亚的微信用户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大多数人也绝非容易成为微信宣传的猎物。事实上，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大多数澳大利亚华人使用微信的动机是务实和商业决策：用于内容制作、传播和交流。
换句话说，微信受到中国当局的监控和审查与微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两者之间存在至关重要的区别。
第四种担忧是，微信只会对民主不利，因为审查制度和中国政府希望在微信平台上推送宣传内容。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高估了中国的宣传力量，即利用单一平台影响和控制其超过 5000 万的多元化侨民。
这种观点还低估了中国侨民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将其用于各种目的方面的能动性，而这些目的远远超出了该社交媒体平台的预期功能范围。我们的研究表明，与所有其他媒体平台一样，华文数字和社交媒体既可用于民主化目的，也可用于反民主目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考虑。但循证研究对于调查和评估微信的风险和益处至关重要。
两大建议
我们向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提出两大建议。
首先，我们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和监管机构应该认识到并承认，对于华人华侨来说，微信是一种必需品，而不是一种选择。政府应积极探索各种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使其成为微信的可行替代品，并从长远角度充分满足澳大利亚微信用户的需求。
考虑到大多数用户都希望与在中国的家人和朋友保持密切联系，而目前主要的西方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都不被允许使用，因此上述解决方案必须能够满足微信所提供的丰富功能。
其次，我们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应努力说服腾讯公司允许其国际用户自由注册WeChat订阅账号，并确保这些账号不受中国审查制度的限制。这样，澳大利亚的任何个人或组织都能在内容/新闻生产和传播方面与Weixin注册用户平等地使用该平台。
针对特朗普禁令提出法律挑战的原告方首席律师迈克尔·比恩（Michael Bien）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拟议的禁令：
针对美国华人社区，践踏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礼拜自由、阅读自由和对新闻作出反应的自由，以及为各种目的组织和结社的自由。
脸书和推特等西方社交媒体的大多数用户都能找到绕过各种内容限制和广告的方法。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设法避免被骗子所骗，但许多人在使用这些平台时也难免会受到商业和政治的影响，因为这些商业和政治影响是这些平台本身的要素。
根本的区别在于，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由自由世界的科技巨头所拥有，而微信则不然。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信息交流权应该是最重要的，而且需要得到保障。
发表于 2023-7-26 19: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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