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9日，短视频平台上的一段内容让罗福兴重新成为公众热议的对象。
罗福兴是谁？
如今提起这个名字，许多人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在十几年前，罗福兴的名字却在网上如雷贯耳。
那是一个充满个性表达的时代，“杀马特”这种新颖猎奇的妆造风靡网络，成为一种风靡网络的亚文化潮流。
彼时，许多明星也曾尝试杀马特的造型，超级女声中的李宇春、周笔畅，快乐男声里的苏醒、魏晨，甚至还有杨幂、大张伟、张艺兴……
而罗福兴，正是“杀马特文化”的代名词，最早的“洗剪吹创始人”，人称“杀马特教父”。
现如今，这位曾被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男人，以一头不再飞扬的长发，平静地对着镜头说：“我现在一个月三到五万，已经实现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一个藏着太多想象空间的词。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只是想给妈妈买套房，还需要努力。”
听起来，这是一个普通人向更好生活努力的故事。但仔细想想，罗福兴的“财富自由”，到底是怎样的自由？
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少年，头顶着五彩的发胶，曾是时代的另类符号；又在社会浪潮的起伏中，一路跌跌撞撞地成长。
今天，他说自己“财富自由”了。
可这“自由”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1995年的广东梅州五华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罗福兴出生了。这是一个普通到甚至有些灰暗的家庭，经济窘迫、亲情稀薄。
五岁前，罗福兴曾和父母一起住在深圳。那是一段短暂的、看似完整的家庭生活。
可在罗福兴的记忆里，却充满了尴尬与不安。
他的父亲偶尔会带陌生的女人回家，她们经常站在厨房门口，半遮半掩地看着罗福兴，眼神中有几分打量，更多的是局促。父亲则半开玩笑地指着她们说：“叫妈妈。”
再后来，父母忙于奔波生计，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把罗福兴送回梅州老家。
从此，罗福兴成了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
长大后的罗福兴，时常会想起童年。在他的记忆中，母亲虽然每隔一段时间会寄生活费，却总显得匆忙而疏离。至于父亲，五年内没出现过一次。
渐渐地，罗福兴也习惯了不去等、不去想，甚至不去问。后来，家里偶然有人提起，他才知道，父亲那些不回家的日子，并非遗忘，而是刻意的缺席。
“他在深圳重新有了家庭，还给我生了一个弟弟。”
罗福兴早期照片
罗福兴的学校生活，和他的家庭一样，缺少温度。
破旧的教室里塞满了七十多个孩子，他被安排在最后一排。
没有人会留意一个默默无闻的孩子，他的存在感，像窗边被遗忘的扫帚，连讲台上的老师都懒得看一眼，更别提记住他的名字。
没人注意的日子久了，罗福兴渐渐学会了自我放逐。
他的作业本时常空着，课本也丢在抽屉底。上课时，他经常盯着窗外出神，看着风吹动树梢，心里想象着外面的世界。
可这种渴望自由的念头，很快被高年级同学的一次次欺凌击得粉碎。
这是罗福兴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所谓的自由，不是飞翔，而是挣扎着不被踩在泥里，可他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几次被高年级同学欺负的经历，也彻底改变了他。
他发现，这个世界弱肉强食，如果自己不够强大，就只能永远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他看向那些“混得好”的大哥，学着他们的样子，点起烟，染了头发，逃课......
他学会在下课铃响时，跑到外面蹬一辆偷来的自行车，或把别人家养的狗偷走卖钱。
“有时一条狗能换一二百块。”
2006年，罗福兴11岁那年，他辍学来到村附近的一家工厂。
他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村子里微波炉工厂的情景：工厂内，一条漫长的流水线延展开来，每天只需机械地重复一个动作——将模具从机器里取出，再放到输送带上。
就这样，罗福兴的生活成了一段循环播放的录像带，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和呼吸一样没有波澜。
工厂的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味，机器的轰鸣像催眠曲，时间像流水一样，从流水线上流走。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久而久之，这样的生活，罗福兴受不了了。
每天早晨，当工厂的铁门嘎吱一声拉开，他的胃就开始泛酸。他的手机械地伸向模具，脑子里却满是逃跑的念头，哪怕是跑到天涯海角。
可天涯太远，海角更是无从寻找。
他唯一能看见的，是工厂对面的一家发廊——玻璃门上贴着洗剪吹的广告，几张照片被日光晒得卷曲，却似乎在向他招手。
“发廊总比工厂强吧？”
他不知道发廊里会有什么样的生活，但他知道，至少那里不需要和机器为伍，也许还可以接触更多的人。他咬了咬牙，攒着几分赌徒的心态，下定决心辞掉工厂的工作。
“即使最后什么也没有，至少，活得像个人。”
2007年，12岁的罗福兴，离开家乡来到深圳，成了一名发廊学徒。
那时的深圳城中村，街道逼仄而杂乱，空气中弥漫着廉价香水和洗发剂的味道。发廊的宿舍狭窄得几乎没法转身，但对罗福兴来说，这样的生活却是一种久违的自由。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可以摆脱家乡的阴影，没有父亲的冷漠，没有学校的压抑，甚至可以将整晚的时间花在网吧里——在那一方冷蓝色的屏幕前，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
网络世界里鲜艳炫目，与现实的单调截然不同。他沉迷于“视觉系”风格的游戏角色——那些穿着怪异、头发五彩的虚拟人物，让他着了迷。
渐渐地，罗福兴从模仿他们的造型开始，染头发、涂眼线、摆造型。
他的第一次尝试，是染了一头火红色的头发。他站在发廊的镜子前，看着镜子里那个陌生又吸引眼球的自己，忽然觉得空气里似乎多了一些东西——一种难以言说的轻盈，像是从沉闷中挣脱的自由。
命运的齿轮，就此悄然转动。
罗福兴第一次做杀马特造型
之后，他上传这张照片到QQ空间，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
网络的关注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存在感——不再是教室最后一排默默无闻的孩子，也不是流水线上的机械工人，而是一个被瞩目的“他”。
兴奋之余，他继而打开电脑，搜索出一个与“时髦”相关的英文——“smart”。从小用写“白字”记单词发音的习惯，让罗福兴将“smart”读成了“斯马特”。可他觉得不够有气势，于是将其改成了“杀马特”。
一个新词诞生了，它带着一丝张扬和桀骜不驯，像极了当时的罗福兴。
罗福兴杀马特造型
借助“杀马特”这个独特的符号，罗福兴开始建立自己的网络群体。他创建了名为“杀马特家族”的QQ群，把那些模仿他造型、认同他风格的人拉进群里。
这个家族的初衷很简单：分享发型、表达个性、寻找认同。
在这些群里，他鼓励成员展示自己的造型照片，将彼此视为兄弟姐妹。
这样的网络互动让更多青春期少年涌入“杀马特家族”，QQ群的人数也迅速从几十人增长到几百人、几千人，最终扩展到几十个群，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社区。
当时的杀马特群
随着家族的壮大，罗福兴逐渐被推上了“杀马特教父”的位置。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字纹在身上。
在他的带领下，那些染着头发、涂着眼影的年轻人，不再是流水线上的无名之辈。他们成了“杀马特”，一种有身份、有标记的存在。
他们用五彩的头发宣泄压抑，用炽烈的造型追求自由。
他们说：“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2009年，“杀马特家族”的名号已经在网络上所向披靡。QQ空间、贴吧、论坛......
毫无预兆地，14岁的罗福兴和他的“家人们”，火了。
随处可见顶着五彩发型、穿着夸张服饰的少年们自拍。他们摆着大胆的姿势，眼神中带着不屑与挑衅，好像在向整个世界宣告：“我们不一样。”
然而，关注之下并不全是理解与支持。
杀马特的独特造型和张扬风格迅速引发了广泛争议。在许多人眼中，他们是“土味”的代名词，是“不务正业”的象征，是主流价值观中不该存在的“异类”。
网络上开始出现大量嘲讽和贬低的声音。人们给杀马特贴上了“山寨”“傻X”的标签，甚至称他们是“社会的垃圾”。
这些批评和嘲讽并没有让“杀马特家族”退缩，反而让他们的团体更加凝聚。罗福兴深知，外界的攻击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他们的存在本身。
他在QQ群里对家族成员们说：“不用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的头发是我们的骄傲。杀马特，就是要酷给他们看！”
罗福兴中间第一排
每当有成员因顶着杀马特的发型被围观、甚至被嘲笑时，罗福兴总会主动站出来，安慰他们，并用自己的故事鼓励大家。
“他们看不起我们，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我们不是为了他们而活，而是为了我们自己。”
这些话在当时的网络世界中，像是一种反叛的号角，激励了无数年轻人继续坚持自己的选择。
与此同时，“杀马特”家族也开始主动出击。他们集体行动，在贴吧、论坛上发帖刷存在感，用炫目的照片和自信的宣言，试图为自己的文化正名。
罗福兴带领家族成员冲进热门贴吧，留下的评论既简单又直接：“杀马特不是土，是潮！”
可网络上的批评很快延伸到了现实生活。
许多杀马特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他们的发型和穿着受到排斥，甚至遭遇过暴力。
“有次在外面吃饭，突然一群人冲过来，把我的头发点着了，还骂我是脑X。”
这样的经历并非个例，许多杀马特甚至不得不面对来自同龄人甚至工厂管理者的歧视。
工厂里也开始对杀马特群体设限。
“公司不收顶着这种发型的工人，”罗福兴的一个家族成员曾愤愤不平地说，“他们觉得我们是麻烦，是异类，连活干得好都没有用。”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罗福兴看着群里越来越多的倾诉和抱怨，开始思考杀马特的意义。他告诉家族成员：“杀马特从来不是为了被喜欢，而是为了让人看见。”
对他来说，杀马特是为数不多可以宣泄的表达方式之一，一种不被听见时的无声呐喊。即使头发被烧，工作被辞，他们也从未放弃彼此的支持，甚至把这些经历当作家族的“勋章”。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但再高的浪潮，也终会有落下的一天。
进入2013年，杀马特家族的风头渐渐被“反杀马特”浪潮所吞噬。
那些曾经的模仿者，如今成了最大的嘲弄者。他们穿着更夸张的衣服，顶着更荒诞的发型，用夸张的动作和口音模仿杀马特家族的视频席卷了网络。
QQ群里的家族成员也从抱怨转变成了困惑，他们开始犹豫，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否值得坚持。
“是不是该把头发剪了？”
罗福兴坐在屏幕前，盯着群里的聊天记录，心里涌上一种复杂的情绪。
杀马特qq群的兴衰史
他意识到，潮水正在退去。杀马特从未真正被接受过，它的存在始终是以反叛和争议为基础，而当外界的声音过于强烈时，这座靠个性堆砌的堡垒也终将摇摇欲坠。
罗福兴也深知，无论网络上有多少嘲笑和模仿，现实的孤独才是更难以抗衡的敌人。
那一刻，他终于承认，头发染得再高，再鲜艳，也挡不住生活压下来的阴影。
当张扬的色彩消退，剩下的，不过是从未离去的灰。
2016年，对21岁的罗福兴而言，是人生重大转折的年份。
这一年，他接到来自家乡的电话，得知父亲患上了肝癌。他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回梅州老家。
“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长时间的相处。”
病床上的父亲握着他的手，声音干涩，却仍有几分倔强：“要不然我去撞车吧，赔偿金够你开一家理发店。”
罗福兴愣住了。他一向觉得父亲强硬冷漠，可这句话让他看到一个被生活压垮、却仍在为孩子设想未来的男人。
那一刻，他发现心底积压多年的怨气突然化成了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是恨，也是怜惜。
父亲的病没有好转。几个月后，他在中秋节那天离世。
罗福兴说，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守灵的那些日子，他整夜做噩梦，不敢独自入睡。
他开始反思这些年拼命维持的“杀马特”家族——那些五彩斑斓的头发、张扬的姿态，究竟带给了他什么？又让他失去了什么？
父亲离世后的日子，罗福兴一度陷入低迷。彼时“杀马特家族”已显颓势，而现实的责任却如山压顶。
他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他坐在出租屋的地板上，背靠着发黄的墙壁，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发呆。
他意识到，“杀马特教父”的光环已经不再是避风港，反而成了一种无形的负担。
2017年，22岁的罗福兴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暂时放下“杀马特”的标签，重新回归生活。
他走进一间小型发廊当学徒，试图用最基本的技能重新站稳脚跟。那段时间，他几乎断绝了与家族成员的联系，将自己彻底隐匿在平凡的生活中。
但是，这样的隐匿并没有让他找到内心的平静。人们依然记得“杀马特教父”，依然关注着他的动态。
第一次是在2018年，23岁的罗福兴用多年积攒的积蓄，在深圳龙岗的一条街边开了一家小型发廊，取名“皇妃美发”。
发廊的门头简单而朴素，与他曾经张扬的形象大相径庭。
他剪去一头飞扬的长发，用一个普通发型师的姿态开始新生活。
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很快让他尝到了创业的苦涩。因为发型审美过于前卫，他的顾客寥寥无几，生意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难以为继。
当发廊最终关门的那一天，他在墙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明明那么努力想要留在这座城市......”
这句话被记者拍下，很快出现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新一轮的关注。
关掉发廊后，罗福兴很快意识到，改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他转向了自媒体平台，用过去积累的名气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
他笑着自嘲：“发廊做不起来，但视频总能拍起来。”
他注册了自己的账号，简介上写着：“杀马特创始人罗福兴。”
他用手机记录下每天的日常：剪发、直播、与家人的相处。他甚至会将一些过去的照片和杀马特的旧事翻出来，娓娓道来。
渐渐地，罗福兴的直播间开始有了人气。每当他讲起那些在工厂流水线上的日子，讲起“杀马特家族”最热闹的时光，屏幕上总会出现一片弹幕：“致敬青春”“杀马特yyds”......
直播间里有人问他：“你觉得现在的自己自由吗？”
罗福兴愣了一下，低头笑了笑：“自由？应该算吧，不用跑工厂，也不用再顶着那么多奇怪的眼光了。”
也有人留言问他：“杀马特是不是没了？”
罗福兴顿了顿，低头一笑：“它变了，但它还在。只要社会还这样，总有人需要它。”
2019年，当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上映时，彼时24岁的罗福兴又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与之前不同，这次的关注，不再是讽刺与嘲笑，而是多了些迟来的理解与共情。
影片没有浓墨重彩的修饰，也没有旁白解读，仅用镜头记录杀马特家族成员的日常。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海报
影片的导演李一凡曾坦言，拍摄的初衷很简单——为这群不被看见的人留下影像。
第一次看到杀马特照片时，他的震撼来源于这些夸张的形象：顶着“视觉系”发型的少年，带着自嘲与张扬，像是在一片荒凉中自建的纪念碑。
是的，荒凉，缺少爱与关注的荒凉，沦为留守儿童的荒凉，生而为人孤独落寞的荒凉，被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无情抛弃的荒凉……
李一凡对主流文化抱有深深的警惕，他觉得杀马特的出现，是底层年轻人对审美权的一次无声夺权。
“这不是山寨，这是一种审美的自觉。”
在他眼中，那些五颜六色的头发和廉价的金属饰品，背后藏着一种对规则的不屑和抗争的意味。
一席《李一凡：我拍了杀马特》
但随着拍摄的深入，李一凡对“杀马特”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他本以为自己在记录一场“审美革命”，却发现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自救。
“很多人只看到了杀马特的猎奇外形，没看到杀马特的卑微人生。这其实是一群最可怜的人，就那么一点的身体改变，他们被视为鄙视链的最底端......”
摄制团队花了两年时间，采访了七十多个杀马特成员。他们的故事几乎如出一辙：出生于农村或小县城，年少辍学，进入城市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他们用头发宣泄压抑，用自拍证明存在。
可最终，还是在生活的重压下归于沉寂。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一位女孩曾在镜头前说道：“有人看到我的奇装异服就骂我，但也说明他们还看得见我。”
竖起的头发，是一种孤独的信号弹，炸不开同情，却能引来目光。
李一凡叹道：“他们把染色的头发当作信念，只要颜色还在，就像有了超越眼前的意义。”
这些年轻人，用虚构的信念去抵抗空白的现实，用一次次装扮触摸一种遥不可及的快乐，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存在过。
“所以，从来没有精彩的杀马特，只有生命极其贫乏的杀马特。”
一席《李一凡：我拍了杀马特》
2019年，纪录片上映，但作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却并没有完整看过《杀马特，我爱你》。
“这就像在看我自己的生活，而我知道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或许，罗福兴对镜头有种本能的抗拒；或许，因为那太像一面镜子，把他过去的虚荣与挣扎，赤裸裸地照了出来。
他愿意承认杀马特的陨落，也早早明白，所有“家族”的终结，其实都归结于一个词：生存。
岁月像把无情刻刀，把他旧日的发型剪掉。
现如今，29岁的罗福兴已经不太关注外界对“杀马特”的评价了。
评价是什么？
不过是路人行走时掷出的一个眼神，擦肩而过，无声无息。
他笑着说：“杀马特的精神没有死，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留在了这些手艺里，也留在了那些人的心里。”
转战自媒体平台后，罗福兴经常会发布的一些杀马特发型短视频，收获几百万的播放量，并由此带来一笔丰厚的收入。
“我现在收入来源比较广泛，主要是短视频，一个月工作两天，平均三五万吧。”
如今，过去的“杀马特教父”成了短视频平台上的普通创作者，用剪发和镜头填补生活。
当被问到是否想成为粉丝千万的“大网红”，实现所谓的“财富自由”时，罗福兴摇摇头：“我在这个地方、这个区，我认为我是财富自由的。”
罗福兴不需要豪车豪宅，也不羡慕那些月入百万的网红。
对他来说，财富自由的意义，是在他的消费观念里，“畅通无阻”，是能给母亲寄一笔钱时不再羞愧。
他说：“我散漫、懒散，但又自由。”
可罗福兴心里也很清楚，这种“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
经过了这么多事，他坦诚：“我更像是个手艺人，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我擅长的事情上。”
迎来而立之年的罗福兴开始明白，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是否能赚到更多的钱，而在于能否让自己在每一个工作日结束时感到踏实。
这种心态，也让他逐渐找回了一种内心的平静。
如今，他依旧会收到关于杀马特的各种提问。每一次谈起过去，他都能感受到一种与从前不同的坦然。
他不再以家族的“教父”自居，而是用自己的方式，为杀马特的文化注入新的生命。
他说：“现在，更多的是和大家一起玩，我也学会了不那么较真。”
罗福兴的“财富自由”，乍一听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他没有房产，没有安定的事业。但在他看来，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
他口中的自由，像是生活的一个小漏洞，让他得以稍稍喘息。
如今29岁的他，并不执着于成为某种“成功”的符号，甚至连过去那个“杀马特教父”的身份，也早已被他挂在了记忆的钩子上，偶尔晾晒，更多时候却是无所谓的态度。
他在短视频镜头前讲着生活，工作两天便能赚到三五万，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然而，他不关心这些数字是否能带来更大的财富，而更关心它是否足够让他继续保持这份自主的节奏。
他的自由是一种无望的自由——不是去得到更多，而是不要更多。他的散漫里，藏着对生活的笃定：别指望我去奔忙，我也不指望生活赏我更多。
这样的自由，或许是另一种隐约的反叛，像杀马特一样。
反叛什么呢？
反叛那些用数字定义人的社会标准，反叛人们对“教父”“名人”“权威”的期待。
罗福兴活得坦然，甚至有些局促，却因此留有一分与众不同的真切。
他的“财富自由”，像是穿着破旧的衣裳，偏偏要抬头挺胸地走在人群中。
他从不炫耀，却也不隐瞒。
他不过是在说：这是我的生活，我就这样过。
或许每个人都有一段自己的“杀马特”经历，那是用叛逆、用孤勇、甚至用琐碎的努力去证明自己存在的痕迹。
最终，我们所寻找的，不过是一种与自己和解的方式——
一种可以在柴米油盐中依然平和的心境，一种在风浪四起时依然清醒的自由。
就像罗福兴说的：
“自由，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能放下多少。
当我停下脚步，愿我的心栖息在最平凡的地方，
不问过往的起伏，
只要柴米油盐能有一点温度，
只要这风吹过，能带来片刻的安宁。”
不必远行，也无需高歌。
如今，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也终于，不必再靠夸张的发型博得注目，不必再纠结于治愈伤痕累累的过往。
或许，多年以前含泪告别父亲之后的某个寻常日子，当他剪掉那个承载着“意义”“符号”“呐喊”的发型，当他接纳自己内心的伤疤，当他跳进生活的洪流，当他选择跟命运交手，当他不再追寻所谓的自由——
那一刻，他已经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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