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潜入小红书 发现美国生活成本高昂的真实原因(组图)

中美网友在小红书平台的互动是近期最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当跨越地域和语言的限制，由普通民众呈现的日常生活状况给彼此带来了强烈的陌生感。这对一直以来主导国际传播的传统媒体议程提出了巨大的拷问。 具体而言，对美国网友而言，小红书上中国网友的生活景观明显与BBC等传统媒体的叙事不符，“（中国人）他们不穷，照片里的生活比我们更加精致”、“他们有双休和医保，叫救护车也不会倾家荡产”，还有更总体印象层面的，“他们并不死板严肃，有一种独特的幽默”。而对中国网友而言，美国民众的生活细节让人震惊，例如“定期卖血去支付房租和学贷”、“打两、三份工比996还累”、“买不起房、房产税很贵”。区别于宏大议程和景观化的仪式，从普通人的视点和关切出发，为传播的叙事逻辑开辟了新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基于生活的“田野现场”展开的传播实践，已逐步成为一国之面貌的生动彰显。 面对此次浩大的“民间”声浪，我们不妨将其视作一个校准认知的契机。虽然网友的提问带有一定的猎奇心理，大规模的文化对话也是一个互为奇观的过程。但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运作机制的碰撞中，重新问题化对局内人而言“习以为常”的底层逻辑和价值预设。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了在小红书中讨论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话题：美国税收体系、住房成本及学生贷款，并结合详实的数据，尝试还原民众生活状况背后的政经原因。 ▍税收体系 美国的税收制度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体系之一。它以所得税为主，辅以多种税类，分为联邦税、州税和地方税三个层级。联邦税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占全国总税收的70%；州税和地方税则以销售税、财产税等为主要形式，占30%。通过数据来看，2023年美国的联邦税收总额大约可以达到4.8万亿美元，占到了GDP的18个百分点，彰显了税收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尽管如此，这种多层次、多税种的设计也为普通民众带来了庞大的经济负担。 在小红书平台上，美国网友常用“猫税”“狗税”等新奇表达，来调侃关系“破冰”过程的“成本投入”。这种以税为轴的认知方式，反映了美国民众对日常生活开支的税收形态高度敏感。正因税收体系直接关系着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成本，特朗普上台后推动的税收政策改革，才引发了全美广泛关注。 尽管特朗普在竞选中展现出为底层民众发声的姿态，但正是他在2017年签署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忽视了低收入家庭的降税需求。该法案使年度财政赤字增加了数千亿美元，为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提供了不成比例的税收优惠，包括将企业税率永久性降低40%，这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税收体系在调节社会公平上的作用。 旨在调解社会公平的税收为何会加剧不平等？ 在过去数十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显著，但并非所有群体都能从中均衡受惠。从1979年至2024年，美国人均GDP增长了115%。然而，从1979年至2019年，收入最高的前10%人口的税后收入份额从27%上升至34%，反映出税收政策的调节偏好。大规模减税政策尤其是特朗普的改革倾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高收入群体享受的减税比例远高于中低收入群体，而名义上针对普通民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增加标准扣除额”和“儿童税收抵免”，却因便利高收入家庭而被称为“中产阶级福利”。





特朗普政府的税收改革还削弱了税制中的“横向平等”原则，即相同收入者应缴纳相同的税款。例如，若一名汽车经销商员工、经销商股东和出售该经销商权益的投资者收入相同，则他们理应承担相同的税率。但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的较低税率使得高收入者通过避税手段减少了税负，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 此外，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为底层民众“量身定制”的若干税收减免政策，却相当松散。例如免除小费收入税。这一政策旨在为服务员、理发师等小费收入者减轻税负，但却无法惠及如保安、看门人等非小费收入者。这类税收减免非但不能带来他承诺的“经济增长”，反而加剧了底层民众的分裂。 高调的减税政策引发了连锁反应。面对财政赤字的巨大缺口，主打减税政策的特朗普自然需要另辟蹊径“开源”。为此，特朗普团队瞄准了进口商品，计划以征收高额关税来弥补减税的政策成本，税率预计在10%~20%之间。其后果是，作为消费者的美国民众将直接为关税带来的物价上涨买单，这套组合拳下来，美国普通家庭的年度开支预计增加数千美元。


更为隐形的社会影响是，美国民众不仅面临个人生活成本的抬升，政府部门为公共事业提供的财政支持也正在缩水。有分析指出，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虽然致力于削减政府的总体支出，但可能会影响医疗、社保和新生儿、癌症病人等社会关怀项目的实施。美国进步中心指出，从政府效率部的执政计划看，政府支出的削减将使每个项目的平均预算削减约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进一步缩窄。特朗普在推崇“小政府”的同时，也将政府理应承担的公共职能缩减了一半以上，普通民众的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分化。 综上，美国税收体系在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的同时，也因政策倾向性引发了公平性问题。而税收政策的调整，及其对政府部门的影响，进一步助推了向普通民众进行成本转嫁的过程。 ▍住房市场 在美国，土地私有制和较大的居住用地面积为居民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条件。然而，由于土地用途管制，住房的供给结构与家庭需求出现明显错配，尤其是面向年轻人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供给严重不足。此外，2025年美国房地产市场面临高利率和住房供应短缺等多重挑战，导致购房成本显著攀升。


沉重的住房负担给美国民众带来了显著的生存危机，这是各级政府多年来政策缺位的结果。在全美范围内，租房家庭的数量略多于4500万户。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数据，其中的2180万户家庭至少将收入的30%用于房租，1120万户家庭至少将50%的收入用于房租，房租成本畸高。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 普遍采用的衡量标准是，如果一个家庭的住房支出占其总收入的30%以上，则被视为“住房成本负担过重”。哈佛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拥有一套中等价位的房屋，每月的成本（包括房产税和保险）现在为3,000 美元。住房成本的持续增长使得低收入群体难以获得稳定的居所，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住房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在于房屋供应不足。过去15年，新建住房的数量远低于人口增长的需求，并逐步从经济适用房转向面积更大的独栋住宅和高端公寓，入门级住宅和出租房供应持续短缺。住房成本的增加直接降低了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安全感，并削弱了经济活力。2024年的一项Redfin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住房成本过高削弱了对整体经济的信心。 此外，特朗普政府的税收政策导致财政赤字增加，抬高了市场利率，使得地产商更倾向于开发高利润的商用楼房，而非满足民生需求的住宅项目。这进一步提升了住房成本，加剧了普通民众的住房困境。 美国住房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削弱了经济稳定性，高昂的住房成本挤压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例如支付账单和为退休储蓄。如果生活出现危机，普通人将难有财务缓冲的空间，一旦应急资金的额度不足，将会面临“财房两空”的窘境。 ▍学生贷款 学生贷款已成为美国社会中极具争议的经济议题之一。过去二十年，学生债务的总额增加了一倍多，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债务人。数据显示，约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背负学生贷款债务，债务的起始数额平均达3万美元。截至2023年9月，4300万美国借款人共欠联邦学生贷款超过1.6万亿美元，再加上私人贷款，这一数额超过1.7万亿美元。学生债务的总额已超过了汽车和信用卡贷款，仅次于住房贷款（超过12万亿美元）。沉重的债务负担不仅限制了年轻人的经济自由，也引发了关于教育公平性的广泛讨论。 学生贷款由联邦政府参与发放，宣称是为培养美国高素质劳动力的“合理投资”，以保持美国的竞争优势。但对于这一说法，美国民众持怀疑态度。事实上，联邦学生贷款的年利率高达5.50%至8.05%，而私人贷款利率甚至可达17%。对经济基础薄弱的年轻人而言，还款期限平均长达20年，经济负担长期相伴。


除了高利率带来的债务积累，学生贷款的需求额度也在上调。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消息，从2008年至2022年，借款人的债务平均增长了39%，这主要与学费上涨有关。与其他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免费或补贴高等教育的政策相比，美国高校的学费增长甚至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削减了对公立大学的资助，这进一步加剧了学生的财务负担。 许多专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大学的学费上涨和现有贷款数量增加的问题已相当严峻：不断飙升的学生债务正损害年轻一代学生的利益，阻碍他们实现财务目标，同时加剧种族不平等。人们承认，虽然老一辈通常能够支付学费，或者能找到工作偿还债务，但对于最近的一代人来说，情况已大不相同。尽管历届政府和专家都在讨论大规模债务免除的可行性，但问题的核心在于需要找“谁”来承担成本，毕竟债务高达数千亿至数万亿美元。 综上所述，通过对税收、住房、学生贷款等维度的剖析，我们从中窥见了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调整中，美国普通人正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复杂的税收体系及其成本转嫁、住房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沉重的学生贷款负担，共同构成了美国社会的现实图景。这些实情不仅反映了美国的经济特征，也揭示了群体不平等背后的深层机制。 美国普通人在中文世界的出场，虽然是褪去政治身份、去意识形态化的，但他们所表露的日常细节，却体现出某种“政治色彩”，生活在一种政治现实的表层。更进一步，普通人的生存状况与其国体的政经动态及全球辐射能力互为表里。这既是我们洞察全球变局的有效抓手，也提示出未来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