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岁 一个上海百亿外企公司的女总裁失业了(图)

“47岁，百亿公司女总裁失业了。” 美国总部决定从中国撤出业务线后，Sally（小红书ID：叫我Sally）在自己的小红书上写道。她是美国头部活动公司Freeman的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管理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办公室。 尽管去年曾带领团队将中国区从年亏损三千万扭亏为盈到年营收近两亿元，仍旧要面对“从零开始”。 从青涩的财务实习生，到执掌六亿年销售额的总裁，她25年的职业轨迹，代表一代外企人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外企在中国的浮沉，更是一代高层管理者如何在时代浪潮下自洽的样本。 两次转行，黄金时代的突围 Sally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外企员工，就读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会计系，临近毕业去了迪卡侬财务部实习。当年迪卡侬还没有门店，只是在上海莘庄开设了一家工厂直销店。改革开放时期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企，都是头部品牌。“除了品牌效应以外，外企的管理体系、公司文化、入职培训等，都很吸引我。” 上世纪90年代，外企是自带光环的存在，工作机会也很多。Sally的职场初期非常顺利，几乎每年都有跳槽和升职加薪的机会。从迪卡侬到德国汉高再到科勒卫浴，她体验了法企、德企和美企不同的企业文化。“我不是为了跳槽而跳槽，但凡岗位能学到新的东西，我都愿意尝试。”2002年，她作为科勒卫浴的财务分析师，月薪就已经高达五位数。 但朝九晚五、跟数字打交道的工作并不是Sally最向往的，她觉得市场部的工作更有意思。向猎头提出转岗市场部后，却接连碰壁，即使她愿意从最初级的岗位做起，因为财务背景过强，薪资势必要比原来低很多，应聘方怕她不够稳定。 2000年初的中国，正大力吸引外资进入，很多行业在不同时间段涌现出来，正是会展活动行业大力发展的时期，广告、公关行业进一步崛起，外资活动公司也开始布局中国市场。但当时国内几乎没有特别优秀的活动人才，外企猎头一般会去跟活动最接近的旅游行业和酒店行业里“捞人”。无论如何都想转行的Sally毅然辞掉工作，去泰国易三仓大学（Assumption University）读了旅游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去泰国读研究生主要是从经济层面考虑，当年我妈妈卖了一套房子供我出去读书。但我选择了当年泰国排名第一的私立大学、排名第一的专业。” 两年后回国，Sally被美国体验式营销公司Jack Morton选中，当年还跟英国同事一起竞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次经历奠定了她未来深耕活动行业的基础，在跳槽去全球品牌体验公司Uniplan时，她已经是公司的活动总监了。


真正的考验在2013年到来。当Uniplan中国区因高层动荡濒临关门的时候，曾在这家公司做过总监的Sally又回到了这里，接下了“没人敢碰的烂摊子”。困境也会带来机遇，“如果今天我做不好，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得更好了，因为不会更糟了。” 这次破局并不容易：缩减亏损的展览业务，聚焦品牌活动；抱紧大客户，把华为全球发布会搬进巴黎大皇宫，在电竞元年拿下英雄联盟总决赛；注重社交媒体上对品牌案例的宣传——“我是行业里面比较早愿意花钱去做内容宣传、品牌和市场的人，活动行业的很多老板是不愿意多花这笔钱的。”六年时间，她从客户群总监一步步晋升到Uniplan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把Uniplan中国区的销售额做到6亿，管理的团队扩张至200人。 超强的主观能动性之外，Sally认为自己确实算吃到了时代红利的一代人，“有运气，有猎头的挖掘，也有时代的驱动性。” 外企光环褪去后 在Uniplan做了十年后，Sally又忍不住折腾，她有更大的野心。当猎头把体量是Uniplan几倍、有百年历史的美国活动公司Freeman中国区董事offer推过来时，她决定再赌一把。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是出乎预料的疫情，活动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打击。 发布自己失业视频三个星期前，Sally已经知道了Freeman要撤出中国的消息。她觉得这个决策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一方面，她刚刚带领30人的团队将中国市场扭亏为盈，从亏损三千万到营收近两亿元，在一切向好的势头下做出撤出的决策令她意外；但另一方面，她也明白，在资本眼里，业务线的转移不是失败，而是资源的再分配。Freeman中国相比于其总部每年20亿美元的营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国内活动行业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美国公司当然期望能在中国市场赚更多钱，但中国人是非常卷的。客观地讲，我看过如今本土大大小小的活动公司，大家之间存在差异，但差异度并不大。我们的市场环境相对一些发达国家而言，更加复杂。”


Freeman中国关闭，不过是跨国公司收缩潮的缩影。外企撤离中国的原因不尽相同，有些是与国内企业的竞争加剧，有些是去往成本更加低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重组供应链，还有对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考量。据商务部数据，2024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速降至20年来最低。而昔日“高不可攀”的外企职位，如今早已人人自危，甚至跳槽也要经历平薪或降薪。 但Sally坚信，比起简单地“卷卷”价格或效率，做事情的专业程度更重要，而这最终会通过时间证明。“哪怕Freeman撤出中国，我的团队放眼整个市场上，还是有稀缺的优势所在的。只是当下的商业环境里，这个优势并不能够1:1转换为商业价值。” 向团队官宣消息时，她对年轻的员工说，“我跟你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有家庭角色、社会角色、职场角色。我们确实在此刻重新面临选择，要重新找工作，谋一个未来，但是不用害怕，你们都非常优秀，你们的能力不会因为一家公司撤出而改变，你们的价值也从来不是这家公司所赋予的。” 高层失业者的自洽 对于十年前就年薪百万的Sally来说，失业对她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Sally很有忧患意识，在每一个看起来很稳定的职位上，她也一直保持开放度。她曾经接到过一家澳门公司发来的高薪offer，岗位级别仅次于CEO，薪资待遇要CEO特别批准。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在这之后，Sally更加确定了自己在职场上的价值。 在她看来，在外企碰到“职场天花板”的中国员工，还是因为个人的竞争优势不够强，没有发掘到不可替代性。“我是唯一一个在外资活动公司里坐到头把交椅的中国人，薪资已经比很多海外市场的外国MD都要高了。而这正是我稀缺的人生体验和在行业的影响力，以及我在每一份工作上能够达到的优异成绩换来的。” 如今，很多目睹了外企撤出潮并受到影响的中高层管理者，处于迷茫的人生阶段，或在裁员潮下跳槽去国企或私企，因不能适应企业文化悻悻而归，或是重新摸索自己创业，但对于如今的她来说，盲目创业只是倒退，“我不可能很快做到一家百亿公司所积淀的东西。我需要更大的平台去发挥自己的优势，撬动更大的杠杆。” 对自己的赚钱能力和竞争优势有清晰的认知，并且不断学习，是她的人生信条。现在，Sally还在法国里昂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博士。“中年危机的人不要丧失信心，我们真正的财富，是脑子和人生履历，我们在行业累积的经验才是最值钱的。就算你因为时代红利被overpay了，那至少说明你是有某种优势的。将竞争的优势尽可能保留，并不断学习。” 当跨国资本重新划定版图，Sally们的经历或许揭示着更普适的生存法则：在变动的大时代里，真正的稳定不是依附某个系统，而是保持“清零重组”的学习能力。 “不可控将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不要把自己困在当下的变化之下，只有不断提升自己，当机会再来的时候，你才依然接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