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在澳洲留学回国后,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局面。
Li Fang在澳洲和新西兰读完大学回到中国时,她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变化,但她的家人和朋友很快就注意到了她的与众不同。
她说:“我周围的人都认为我不一样了,我问他们,‘有什么变化?’他们告诉我,‘有时你的意见和你的说话风格都非常直白’。”
事后看来,她对此表示赞同,“我觉得我的性格在出国后改变了很多,我喜欢自由,喜欢独立。”
不仅仅是她的亲戚朋友注意到了这一点。回国后,她曾在政府部门实习。
她说:“(我办公室里)没有人有国际背景……中国政府单位里的风格是:每个人都比较安静,没有人会对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见,所有人都是奉命行事。”
“当你回到中国后,不太习惯这种风格,周围的人会觉得你有点奇怪。”
在澳洲找到“人生支点”
Li Fang并非个例。许多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女性,在澳洲学习后发现自己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些年轻女性中有许多人决心回到祖国,为自己规划新的人生。
中国年轻女性在澳洲找到了“人生支点或重新定位”。
墨尔本大学副教授Fran Martin最近完成了一项为期五年的研究,她跟踪研究了56名在澳洲留学的中国女性,其中就包括Li Fang。
Martin告诉澳洲广播公司:“我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中,女生占多数。”
“她们中的许多人都觉得这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人生经历,对她们个人的主观意识,以及作为女性的人生规划都颇有意义。”
“(她们可能)由于远离国内的社会和家庭监督,来到了澳洲的城市相对独立的生活,从而找到了人生的支点或是重新定位。”
Martin博士表示,研究参与者中有许多人都谈到了“对非循规蹈矩的生活有一种宽容或理解”。
“无论你自己是否这样做,或是看到别人这样做,从把头发染成蓝色,到婚前同居,再到不那么标准的‘相夫教子’的人生计划。”
但Martin博士称,这些新的思想和价值观经常与中国一些比较保守的观点发生冲突。当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或通过更广泛的国家和文化压力下,或两者兼而有之,体验到这一点。
她说:“当你发现在国外学习时获得的独立性,在回国后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保持时,这可能是一种冲击。”
“尽管我们的许多毕业生非常喜欢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方式,并以独立的方式思考他们成年后应该做什么。”
Martin博士表示,在对结婚生子的期望方面,这种情况通常最为严重。
“我们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
Martin博士在五年的研究中进行了无数次采访,她说,这些女性回国后面临着一个明显的矛盾。
她说:“这是一种悖论,中国的大众文化和父母文化强烈鼓励她们追求职业生涯和高水平的教育……但在25岁左右的女性身上,又出现了新的巨大压力,要求她们突然转向婚姻、生子,照顾家庭。”
Martin博士表示,这些女性带着有价值的学位学成回国,“但当她们经历人生的这一阶段时,又被扔回到了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角色和身份”。
“她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一些专业工作上很有竞争力,但与此同时,他们的一些家庭成员和家族亲戚会问,‘你什么时候结婚?或者‘我们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
随着中国鼓励民众生育更多的孩子,这种压力也随之增加。
Martin博士称:“在北京、上海或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即便只有一个孩子,照顾这个孩子并给孩子提供某些教育机会也是非常昂贵的。”
“(现在)国家和公众舆论都在说,‘你要生三胎’。对很多在国外留学归国的女性来说,回去后面临这种压力是令人气愤的。”
“剩女”
Li Fang在墨尔本念完了硕士学位,然后又去新西兰攻读博士学位。在新冠疫情期间,她一直待在中国。她对人生的下一步还没有决定,而她对目前的现状很满意。
她说,尽管她的父母比其他人“更开放”,但在婚姻方面,肯定会面临来自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期望和压力。
她说:“人们会觉得女人应该在25或26岁结婚。”
Li Fang今年29岁,她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她正在成为“大龄剩女”。
她说:“但结婚对我来说件很难决定的事,因为我仍然不知道我将呆在哪座城市。”
Li Fang表示,归国留学生对伴侣的要求“很高”,因为她们“想找一个不仅会留在中国,而且有类似海外经历的男友”。
虽然她不想将这与澳洲的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进行直接比较,但她表示:“在中国有一些女性会在怀孕后放弃工作。”
但她对澳洲性别观察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关于男性的:“在澳洲,你会看到很多爸爸带娃。”
“但在中国,仍然是女人来带孩子……这是传统观念——男人应该挣钱,女人应该带娃……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Li Fang表示,回国后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平衡职业发展与外界期望:“在中国,很难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她补充称,职业竞争“非常非常激烈”,尤其是在较大的城市。
“说实话,在澳洲和新西兰,生活节奏非常慢,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很多学生从澳洲和新西兰回到中国后,他们不太容易适应这种情况。”
Li Fang表示,因此,一些归国留学生决定再次出国,要么是暂时的,要么是长期的。
“他们在想,‘我需要试着寻找更好的生活,’中国不太适合,因为那里的竞争非常激烈,而挣得却不多。”
女性的声音
Martin博士,尽管有持续的期望和压力,很多女性“不会轻易放弃”。
她说:“(在这些)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女性中,有一股强烈的流行女权主义思潮贯穿着她们的思维方式——她们彼此交流,找到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
有迹象表明,随着中国大城市初婚的平均年龄有所提高,对女性的传统观念正在慢慢改变。
Martin说到:“这批女性越来越意识到,她们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难以承受的……她们在思考,‘我们已经在自己的教育上进行了投资,我们有职业资格,也许我们可以想象一种不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