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云受命任上海市长,结果一到上海就遇上了与旧势力投机商的对决,投机商大规模屯粮居奇,要把上海的粮价搞崩。结果源源不断从东北运过来的粮食,彻底击垮了上海投机商,这是电影《风起云涌》中的经典剧情。
这个画面,只是当代中国粮食版图重构的前戏,一场规模巨大的粮食南北大挪移,彼时才刚刚开始。
那时候全国百废待兴,仗都还没打完,工业建设、三大改造都是后来的事情。当时最着急的,其实是吃饭问题。
中国传统的农业“基本经济区”无论是中部还是江南,其实都非常缺粮,真正能调出粮食的地方,只有东北。
国家的饭碗,还是得看东北
当东北的粮食、长江中游的棉纱、晋陕的煤炭,全部汇集在上海的时候。投机商即使投入自己的全部身家,再加上数倍杠杆,也无力吃下这些看起来无穷无尽的物资。
中国东北的粮食大开发,始于清末。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1949年,还远未达到如今的规模,粮食调出的比例还不大。
但是在短短30年间,三江平原、松嫩平原、黑龙江谷地这几大平原由荒野变为良田,农业开发的比例提升到8成左右。
我们现在再看看如今全国各省份的粮食自给率,很明显的分为三档:
黑吉蒙三省区,自给率高达400%以上,是独一档的存在。
第二档自给率超过100%,也就是除了省内留够自己的份额之外,还有余量支援其他省份的。有新疆、安徽、河南、辽宁、山东、河北、宁夏、甘肃、江西、湖北、湖南、江苏、四川、云南、山西。
其他省份则是第三档,即粮食供应完全需要对外依赖、不能自给的省份。
很明显,这三档省份,已经形成了清晰的北粮南运格局。东北在其中,是绝对的扛把子。
前两名来自东北
总体上北方自给率偏高
关于北粮南运,一直争议颇多。
粮食不能完全自给的省份,会担心粮食安全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浙江遇到粮食短缺,远在黑龙江的粮食运不出来怎么办?
而且粮食的省域调配程序复杂,过程中可能出现很多状况,比如动不动就搞个大新闻的食品安全问题。此外还有收入问题,产量大户却也是低收入重灾区,跨区域补偿机制一直是难题。
广东最主要的粮食调入来源地是湖南,但湖南省又是全国耕地污染最严重的省份。在2009年,深圳、广州、东莞分别检测发现大米出现铅、镉、砷等重金属超标的现象,再一查,都是来自湖南。2020年,又爆出云南昭通查出一批来自湖南益阳的大米重金属超标,土壤修复的任务十分紧迫。
粮食输入省份有顾虑,粮食调出省份也有怨言。从数据来看,一个地方的经济水平,往往和粮食产量负相关。产粮大县很可能是穷县,中国粮食产量最高的黑龙江和河南,都是地域黑的重灾区。
这是重工业和农业生产之间的相互冲突,一块土地很难既要又要。
这一现象放在今天很正常,但在古代并不是问题,以前的产粮区和核心经济区都高度重合,所有产业都是依托于粮食供应。
当中原是产粮区时,经济中心一般在洛阳;当长江中下游是产粮区时,经济中心一般在扬州或者苏杭。
哪能产粮,哪就富庶
只有交通大发展,主产粮区和经济中心分开才成为可能。古代最大规模的粮食转移,就是大运河漕运。
北京这块地方,北枕燕山,西倚太行,南领平原,东望渤海。是蒙古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北三大区域的交汇处,大运河一头连到北京,另一头是钱粮税赋的来源地江南。正是运河上往来如梭的船只,保障了京师朝廷的正常运转,也让北京成为东北亚的十字路口。
跟大运河的南粮北运比起来,今天的北粮南运,其实跟中国一千年来的整体经验是反过来了。
北京能成为一国之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如果纵观中国历史,就会发现粮食转移的变化远不止这一次。
中国虽然很大,但是耕地比例小,而且东西南北之间的气候条件差异巨大。不稳定的季风是催生农业文明的温床,但也是灾害的源头,水、旱、蝗、雹、风、疫、霜、雪、地震等灾害太频繁了,每年总要有几个地方遭灾。
从商代至今,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自然灾害就有5000多次,平均差不多6个月一次。总体上,十年里能有4年风调雨顺就非常不错。所以《礼记》才说,如果没有三年的储备,国家就无法运转。
这就导致一年中中国各地的农业丰歉可能差异巨大,在各地之间的调配粮食,就成了中国人的必修课。
古时的人们面对天灾并无太多选择
实在没有储备粮食时,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地方的粮仓
这里要提一个经济地理学的经典概念——基本经济区:
基本经济区,简单来说就是国内农业生产最发达、运输最便利的地区。如果有一支力量,把这里发展为自己的根据地,往往就能割据一方甚至统一全国。
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松花江流域,中国的基本经济区一直在转移。
从北到南,再从南到北
这种转移并非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规划,而是开发条件、人口、农作物、气候等多个因素的共同结果。
比如开发南方的黏重土壤、要清理亚热带森林,就需要铁器;
比如江南在人口稠密且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后,粮食自给率就快速下降;
比如发源于伊拉克的小麦在北方逐渐取代了中国古代的粟;
比如在大规模利用化石能源之前,东北的寒冬是个无解难题。
基本经济区在不断转移和变化,一个政权只有控制最强的基本经济区并以此为基础调配资源,才能解决全国吃饭问题。
战国七雄之所以是秦国统一天下?除了军事和行政,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史记》中所说的:“关中之地…量其富,什居其六”。一个关中就占据了全天下60%的财富。从汾渭平原到山东这一线,正是当时的基本经济区。
因此我们能看到,从秦代到北魏的粮食转移,主要是东西关系。比较著名的如河南郑州的敖仓,把黄河下游和关中连为一体,控扼住当时最主要的农业区。
从隋代到清代,长江流域开发,进入南粮北运阶段,大运河先是向西北,继而向北,连接基本经济区和政治中心。
南粮北运,是我国先民们的智慧
到了清朝,前期是湖广熟天下足,这其实是一波长江流域范围内的西粮东运。此时长江下游人口上涨加上大量种植经济作物,本地已经余粮不足。
清中期,人口升到3亿,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接近极限,长城以内的可耕地基本开发殆尽,各地都谈不上什么“余量”,已经出现了粮食危机的前兆。但是,两个外来变量再次提高了中国的粮食上限,一是工业技术,二是美洲作物。
这两个变量对于传统的人口稠密的基本经济区影响较小,但却极大地提升了东北和西南两个新经济区的粮食产量。
工业技术,包括取暖、农机和化肥,让松花江流域从索伦部落看大狗熊呲牙的地方,变成了中国新的粮仓。
美洲作物的影响也很大,过去说起云贵,那就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这种自然条件导致的结果,就是“人无三分银”。而来自美洲的南瓜向日葵烟草咖啡辣椒,包括爆火的牛油果,都提升了地势崎岖的云贵高原的土地价值。其中玉米、土豆最为关键,拉高了西南山地省份的人口承载力。
这些美洲作物的传入,增加了中国的粮食作物种类和产量,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
我们再回看各省的粮食自给率。
东北省份是400%、600%,新疆宁夏是小半余量,西南省份这么多人口居然勉强自给自足,吃的都是这一波技术+作物的红利。
喂饱我国14亿的人口,真的不容易
总的来说,中国这块复杂、多山、灾害频发的土地,能养活这么多人,季风气候是基础,但也离不开统筹规划、相互帮扶,离不开在各个基本经济区之间架设运输基建和制度保障,离不开不断吸收新的技术和作物。
如今,这套网络还在向外不断拓展,中国的粮食进口清单里,常能见到俄罗斯的小麦、阿根廷的大豆、巴西的玉米、泰国的大米,这些实际上是把全球化时代的农业增量,作为中国的外部补充。
目前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稳定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上,谷物基本自给,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俄罗斯的十倍、冈比亚的520倍,国内各大区域之间的粮食大挪移仍非常必要,且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