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前驻港总领事：澳中关系“三人行”，在澳华人是“第三人”

今日澳洲

11月7日晚，在新州图书馆举行的Henry Chan Lecture活动上，前澳洲外交官，悉尼大学客座教授梅卓琳（Jocelyn Valerie Chey）发表了题为《三人行》的演讲。

梅卓琳教授认为，澳洲华人可以成为澳中关系的“第三人”。当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时，他们可以提供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梅卓琳（图片来源：西悉尼大学官网）

演讲全文如下：

我的演讲题目为“三人行”，这句话取自《论语》，完整的说法是“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

这是我最早学会的古汉语之一（或许是这几个字都很好写），这也是一句很有深意的话。

大部分人都知道，老师在儒家伦理体系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但孔子的这句话并非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

他所说的“三人行”，指的是3名旅者，而非教室中的师生。仅从字面意思理解，你也不知道谁是老师，谁是学生。

这也正是这句话的深意之所在。如果有3人同行，他们会不可避免地通过交谈来打发时间。除非他们3人在启程之前便已确定了关系，否则每个人都会在旅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由于要结伴而行，所以这3人不能一直争吵，或许会通过一些明智的方式来解决分歧，或是通过一种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孔子的智慧通过这句话展现地淋漓尽致，似乎领先他所处的时代好几个世纪，因为他所谈论的，是多样性的好处！

麦肯锡和其他管理咨询公司所提倡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现在正被各国政府广泛实践（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多样性可以确保录用尽可能多的人才。真正的多样性不会排斥任何群体或族群，还能满足客户或目标群体的各种需求。

在一个追求多元文化的澳洲，确保多样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若要确保澳洲社会的多样性，那么在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招聘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华裔在澳洲人口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5%。但在多数澳洲大型组织和政府部门中，华裔雇员的比例却没有这么高。

对于澳洲的华人社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社区，里面有来自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有些好几代载澳洲，也有不少人是拥有公民身份的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

由于时间有限，我无法提整个华人社各阶层。请各位原谅，我在这里只提及“澳洲华人”。

（图片来源：网络）

第一，我必须承认澳洲华人在社区、国家甚至是国际层面上，为澳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都盼望着这种贡献随着澳中两国贸易、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发展与日俱增。最近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一种国际双边关系，比澳中关系更重要，毕竟华人个人或家庭和中国或中国文化存在着联系。

我们或许可以把澳中两国说成是结伴前行的两位旅人，而澳洲华人社区则是第三位旅人。

按照孔子的那句至理名言，这“第三位旅人”可以帮助澳中两国解决分歧，或是在澳中关系出现问题时，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当顺着这个思路考虑问题时，我就在想，澳洲华人有没有当上“老师”？之前有没有活跃在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杰出华人？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前人的经验如何运用到当下的环境当中？

首先，请允许我对澳洲第一位华人外交官Charles Lee表达敬意。Charles Que Fong Lee于1913年出生在北领地的Pine Creek，他的父亲是一位名叫Youin Gon Lee的厨师，母亲是Mow Tam。

Charles Lee是一名优等生，拿到了The Southport School的奖学金，后来就读于昆士兰大学。

在23岁的时候，Charles Lee便成为了一名联邦公职人员，在贸易和海关部就职。第二年，他便被派往悉尼，边工作边在悉尼大学学习日语。

1941年，Charles Lee被调到对外事务部，并被任命为澳洲驻中华民国公使馆第三秘书。

在中华民国战时陪都重庆工作时，Charles Lee提升了自己的汉语能力，并与国共两党的不少人都成为了朋友。

Charles Lee的身份是很特殊的，尽管作为一名华人，他依然是当时“白澳”的代表。尽管他的才能没有获得全部同事的认可，但他很快就被提升为第二秘书，随后担任首席秘书。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他向堪培拉发回了大量有关军事和政治的报告，这些报告有助于在那个关键时期帮助澳洲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

二战结束后， Charles Lee先后在新加坡、雅加达和惠灵顿工作，随后又被派往智利和西班牙。

尽管Charles Lee否认自己在外交生涯中遭受过种族主义，但他从未担任大使职务。在我看来，这暗示着堪培拉对他的贡献缺乏赞赏，这甚至是一种潜在的种族主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Charles Lee后来为何没有在中国担任外交官？考虑到他的华人背景、文化背景和在华关系，这显然是一个被错过的机会。

在重庆工作期间，Charles Lee认识了自己的爱人Nancy Chow，战争后便结为夫妻。在堪培拉定居期间，Nancy Lee教过不少外交贸易部职员说中文。他们都对Nancy Lee的悉心教导表示感谢。

在外交层面上，这种教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Charles Lee于1996年在堪培拉去世，Nancy Lee则在2006年去世。

Charles Lee便是一位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澳洲华人，尤其是在当年的“白澳”时期，华人社区的发展受到诸多限制。

（图片来源：网络）

当联邦政府在1973年结束“白澳”政策并发展多元文化后，很多限制便取消了。但我的个人经历表明，澳洲社会的转变是缓慢进行的。

我曾于1973年到1995年间在海外贸易和外交部（现在隶属于外交贸易部）任职。当时，我的同事中只有少数几个华裔，James Lindsay便是其中之一。

James Lindsay的父亲Michael Lindsay是一名英国贵族，有男爵头衔。Michael Lindsay 毕业于牛津及剑桥大学，曾在燕京大学担任讲师，并于1941年至1945年加入中共，帮助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

Michael Lindsay后来和自己的学生Li Hsiao-li结婚，并于1951年将家人带来了堪培拉, 在澳洲国立大学国际关系部门任职。

由于同情共产主义并娶了一名中国妻子，Michael Lindsay的这个任命曾引发争议。国立大学校长曾亲自致信移民部，保证Lindsay夫妇不会构成安全风险。

Michael Lindsay不仅对澳洲的亚洲研究工作做出了贡献，还通过澳洲国际事务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以及在ABC和BBC担任评论员，为公众辩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Michael Lindsay的儿子James Lindsay，于1945年出生于中国延安，他曾在台湾担任物理学讲师，随后在北领地进行地质勘探研究，并于1972年加入澳洲外交部。

James Lindsay 后来担任了澳洲驻巴基斯坦以及肯尼亚副高级专员，并于1996年至2000年担任澳洲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副常驻代表。

但James Lindsay从未被派往中国任职，大家或许可以推断出，他的家世和华人背景影响了外交部对他的任命。

我本人也在1972年向外交部以及贸易部（当时是独立的部门）投递了简历，并得到了两个部门的积极回应。当年Gough Whitlam赢得大选之前，便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讨论。

第三位要提及的则是Ken Chan，他于1944年出生在上海，与James Lindsay同年入职外交部。

他也是Charles Lee之后，外交部第二名澳洲华裔员工。他个人推测，或许是1972年亚洲在澳洲的外交体系中地位更加突出，因此外交部雇佣有亚裔背景的员工时更放得开。

Ken Chan入职后便被派往香港，当时香港还是一个对华观察站。但这也成为了Ken Chan在外交生涯中，最后一段涉及中国的经历。

他随后被派往联合国负责去殖民化工作，工作地点包括Cocos （Keeling） Islands。

Ken Chan后来也被任命为Cocos Islands的行政长官。在任职期间，他还领导了Cocos Islands的自决行动，当地民众通过投票决定成为澳洲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华裔，Ken Chan代表着澳洲开放且平等的形象。Cocos Islands的居民通过他的任命，知道华裔也能担任高级职位，这也影响了当地的公投。考虑到这一卓越的成就，Ken Chan被授予澳大利亚勋章。

Ken Chan最后一次驻外经历是在意大利。回国后，他曾在堪培拉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澳洲委员会秘书，以及悉尼难民审查法庭成员。

退休后，他曾在堪培拉大学学习创意写作，2005年提交了未发表博士论文，其中就提及了自己作为一名华裔在澳洲的成长经历。

近期，他在墨尔本U3A做演讲时，选择了一个类似的主题《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

我想从他的演讲稿中摘出一小段话读给大家，他也很乐意这样做。

“除了在澳洲，我也在香港、意大利和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我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一个局外人。或许对于所有外国人而言，他们都会有类似经历。我对此也没有异议。”

“但对我和其他澳洲华人而言，即使我们在澳洲生活和工作了一辈子，或是几乎一辈子，即使我们的家人世代在澳定居（我已经是第四代移民），我们依然会被区别对待，没有融入到澳洲的主流文化。即使我身在祖国，也会感觉身在异乡。”

“当我作为一名澳洲外交官在他国工作时，也受到过误解。我在罗马大使馆工作时，曾去听过华裔英国作家毛翔青（Timothy Mo）的讲座。”

“当我乘坐大使馆的奔驰车到达罗马大学时，多名在现场等待的意大利学者立即打开车门，向毛翔青问好。”

“我很快便打消了他们的误解，但当时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或许应该保持沉默，与他们握手，让他们继续误以为我是毛翔青。”

“为什么在场没有一个人去确认我是不是毛翔青？还是他们认为，只要一个华人从车上下来，就一定是毛翔青？毕竟，有多少华人回来参加毛翔青的讲座呢？”

Ken Chan在罗马的这段经历是真实的， 不少人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国家在多元文化以及对亚洲的交往方面，并没有跟上澳洲的步伐。不少国家在多样性和包容性政策方面也落后于澳洲。

（图片来源：网络）

我试着调查过，上述政策是如何应用到澳洲华人社区的。澳洲公共服务部门致力于雇佣更多的女性、原住民以及非英语背景国家的人。最新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公共服务部门中有14.7%的雇员来自非英语国家。

但是，这一比例一直非常稳定。其他的报告也显示，领导层的多样化是相对较低的。

姜云（Yun Jiang）于2021年为Lowy Institute撰写过一份报告，对于澳洲华人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率表示了担忧。该报告显示，澳洲华人没有被充分代表，在各种岗位上也没有被充分雇佣。

澳洲外交贸易部也非常赞同多样性和包容性政策，其官网上写着：“作为代表澳洲面向世界的部门，我们必须反映出澳洲的文化多样性。”

现任澳洲外长黄英贤（Penny Ying-Yen Wong）便出生在马来西亚Sabah，上面这句话对于她领导的部门而言再贴切不过了。

2018年，澳洲外交贸易部通过了一项文化和语言多样性战略，包括在当地聘用员工（关于他们，稍后会有更多内容要讲）。

这一战略的详细情况可在外交贸易部的年度报告中找到（详情可在网上查阅），如果你想详细地了解这项战略，我推荐阅读这份报告。

澳洲外交贸易部有着非常庞大的雇员群体，总人数为6134人，其中3036人在海外工作（包括在当地聘用的员工），他们分布在85个国家的122个岗位上。

澳洲外长黄英贤（图片来源：网络）

外交贸易部在网站上公开了高级职员的名单。在205名高级职员中，3人的姓氏是华人姓氏（这是我判断他们是否有华人血统的唯一方法）Michelle Chan、Derek Yip和Peter Cai。

而在141位使团馆长和海外代表中，我只注意到1人有华人姓氏——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Justin Li。

· Michelle Chan，东南亚及全球伙伴集团副秘书长，曾就读于阿德莱德大学和澳洲国立大学，曾担任驻缅甸大使（2008-2011年）和前总理莫里森的安全顾问，曾在国家评估办公室（ONA）及总理和内阁部任职。

· Derek Yip，东亚政治处助理秘书长，毕业于UNSW，曾两次在澳洲驻华大使馆任职。

· Justin Li，吉隆坡高级专员，拥有阿德莱德大学发展地理学博士学位。

· Peter Cai，一位报道中国经济的著名记者，曾在商界和政府担任要职。他出生于中国新疆，曾就读于阿德莱德大学，并在牛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现在负责澳中关系国家基金会，这是一个政府资助的机构，旨在加强澳洲与中国之间的了解和接触。

外交贸易部的多元化政策显然发挥了作用，看到这些华人名字出现在高级外交官名单中令人高兴。

然而，在300多人中只有4人并不足以“反映澳洲文化多样性”。对于有华裔背景的人来说，似乎存在着某种“竹子天花板”。

2022年，澳洲迫切需要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加强外交联系。在《外交政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记者Margaret Simons概述了外长黄英贤的愿景，即澳洲“不仅仅是一个配角”。

（图片来源：网络）

众所周知，澳洲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这是两国不断出现分歧以及不同的处理方式所导致的。

黄英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想要缓和中美两国间的紧张关系，需要“多一些策略，少一些政治；少说，多做”。

毫无疑问，在国防机构及其智库多年来主导公众讨论，以及两国高层停止直接接触的背景下，外交贸易部应当返回更大的作用。

在我看来，澳中关系中的第三人便是澳洲华人。他们不应该是Ken Chan口中的“局外人”，而是孔子所说的“老师”。

澳洲华人的谈判、引导、避开废话以及在中西方之间找中间立场的技巧，比任何人都强，这些都是基本的外交技巧。

Charles Lee、Ken Chan、Michelle Chan、Peter Cai、Derek Yip和Justin Li都是澳洲在国际事务中的杰出代表，但这个群体应该继续扩大。

在我演讲的第二部分，我想谈谈澳洲没能出现更多华裔外交官的一部分原因。

首先，可能是文化方面的原因，导致华人不愿意进入政府部门或从政，导致有人认为华人更喜欢经商。

例如，林语堂认为华人有一种“冷漠”的文化特征，即因担心个人权利缺乏法律保护而避免介入公共事务。

在白澳时代，作为商人或店主的生活通常被视为是比在公众聚光灯下生活更安全的选择。如今，澳洲的大学商学院里满是华人学生，一些人由此得出华人更喜欢经商而不是从政。

但我认为，学生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对长期职位安全担忧的影响。政府和政党来来去去，公职人员可能会招致嫉妒的目光和媒体的审视，而对许多人来说商界则似乎更安全，也更容易找到工作。

同样，澳洲华人可能不会申请到外交贸易部或更广泛公共服务部门工作，因为他们认为无论是在金钱还是在职业满意度方面，都不会有回报。

也许他们在高级外交职位上看不到榜样，也许他们没有从外交贸易部或公共服务部门得到任何积极的鼓励，也或许因为很多人是最近才到这个国家的，对自己是否有资格被招募没有信心。

无论什么原因，如果外交贸易部真诚地希望其职员“反映社会的多样性”，就应该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克服这些障碍。

澳洲外长黄英贤与中国外长王毅（图片来源：网络）

对于那些已被雇佣的澳洲华人来说，也存在着其他方面的问题。工作的多样性意味着技能应该与岗位相匹配。

但部分华人认为，自己的华裔背景不利于从事他们认为可以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问题。他们觉得自己的观点不受欢迎，不被欣赏或不被重视。

当然，这一问题并不局限于外交领域。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讲座中，Louise Edwards教授反思了这种待遇有多令人沮丧：“（亚洲学生）有创造力、会说多种语言、有创新精神、精力充沛、有同理心、有全球意识。但是，除非他们被邀请进入组织决策和议程制定的核心，有人倾听他们的观点。否则我担心他们会带着自己的伟大想法离开澳洲，前往亚洲。在那里，他们的想法会被倾听。他们的跨文化技能会受到重视，而不是被忽视或被怀疑。”

除此之外还有安全方面的问题。对于在澳洲以外生活或工作过的人而言，政府部门展开的安全审查将会成为一个特别的挑战。

澳洲政府此举并非针对有过中国旅居史的人，如果申请人在某个地方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政府部门都要进行安全审查。

许多华人在亚洲多个地区生活或工作过。有时候，部分国家的经历难以通过安全审查。普通安全审查的流程很长，而高级审查的流程则更为繁琐。

过去，被称为“机密”和“绝密”级（现在被称为“负面审查”1级和2级）的安全审查的目标时间，分别是90和125个工作日。

据我所知，这个流程通常需要几年时间，申请人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可能是额外的复杂因素。

姜云的文章引用了美国方面的证据。2010-2019年间，在美国接受安全审查，且与中国存在关联的申请人中，有61%的人被拒。

而与其他国家有关联的申请人中，被拒的比例为34%。在澳洲，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数据可以进行对比。

每个政府都需要保护自己，防止人们不当获取敏感信息或试图影响政府决策。澳洲的安全审查程序是正确和适当的。问题是，在多元化政策和审查程序之间，政府是否取得了适当的平衡。

对于申请人和民众而言，不适当的拖延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忠诚度没有得到信任。

我曾在其他地方就澳洲华人受到的不公正怀疑，以及关于他们非常容易受到中国当局和特工操纵的错误观点写过文章。

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Amy Searight最近将澳洲华人社区描述为“天然的统战目标”，澳洲政府的安全审查机构也可能持有这样的观点。我希望，内政部及其部长Clare O'Neill重新审视一下该部门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图片来源：网络）

最后，中国不透明的国籍政策也造成了一定问题。中国长期坚持海外华人有权选择自己的国籍，且不承认双重国籍。

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制定了这一政策，当时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地位存在争议，流血和暴力冲突不断。

取得外国国籍的人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这仍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政策，并写入了1980年的国籍法。

但习近平主席谈到了促进海内外华人团结的必要性，并支持统一战线工作。北京方面最近的声明也强调了种族传承的重要性，模糊了华侨与华人之间的区别。为了避免混淆，中国政府明确重申其国籍政策会有所帮助。

今晚，我强调了在外交贸易部和其他参与管理和建议澳中关系的公共服务部门招聘、晋升和充分利用澳洲华人社区人才的重要性。

在结束演讲之前，我还想提及澳洲华人伴侣、父母、教师、记者和本地聘用人员在国内和外交使团及驻外机构中做出的重要贡献。

就我个人而言，我要感谢我已故丈夫齐梦麟（Moon Lin Chey）的支持。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是我的伙伴和顾问，尽管他总是远离政治辩论，也从不试图影响我的决定。

他能解读社会环境，能捕捉到我不完全适应的文化信号，能以我无法企及的方式获取八卦消息。

上世纪70年代他陪我去北京时，中国当时还没有完全走出灾难性的10年文革，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受到了中澳双方的怀疑。

幸运的是，在我80年代前往中国以及90年代去香港时，他能够为我打开大门（比喻意义上的），极大地促进了我的官方角色。

在外交服务部门工作的同事会告诉你，他们非常感谢配偶、朋友和当地同事给他们的建议和帮助，他们也感谢像Nancy Lee这样的老师，以及许多追随她的人提供的建议和指导。

最后，我们也不要忘记到来自跨文化家庭的人所起的作用，比如半个世纪前的James Lindsay。

从童年起，他们就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他们的父母教他们两者都重视，判断它们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他们有独特的能力为微妙的外交艺术做出贡献，他们就是三人行中的第三人。

*本文作者梅卓琳（Jocelyn Valerie Chey）是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兼职教授，悉尼大学客座教授，以及西悉尼大学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

梅卓琳曾是专门研究澳中关系的高级外交官，并在外交贸易部任职20多年，先后三次被派驻中国大陆和香港，并在1992-1995年间担任澳洲驻香港总领事。

由于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梅卓琳于2009年被授予澳大利亚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