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来自台湾或中国大陆的乡村肉厂工人，你可能听说过蒂亚（Tia）。
消息可能是来自同事、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
你可能听说了她如何帮助学生、工人和打工度假者获得签证并最终获得了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权。
很少有人见过她本人。现在还有电话号码的人更少。她主要通过微信或Line等应用程序，或者通过电话开展业务。
“她只是不断地说，'你必须相信我'......我们可以帮助你，”她的前客户佐伊（Zoe*）说。
蒂亚存在于我们移民系统的缝隙和漏洞中，提出帮助绝望的临时移民留在澳大利亚。
她的服务并不便宜，有时会收取超过100,000澳元的费用。
蒂亚的客户——许多人从事低薪、体力劳动的工作，只能向朋友和家人乞求和借钱来支付她的高额收费。
他们生活在一种签证悬而不决的状态，冒着极大的风险说出自己的想法。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不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
许多人最后了解到，蒂亚出售的梦想价值不大。他们身无分文，没有签证，并面临被赶出澳大利亚的风险，而蒂亚则无视他们的信息，继续接收客户。
从台湾到屠宰场
在澳大利亚乡村一个地势平坦的小镇边上，高大的铁丝网圈成一个围栏。在一排米白色的棚子里，绵羊和小羔羊正在被屠宰。
在处理包装和称重的棚子里，贝拉*负责寻找肉里的结块。
她找到结块后，再去掉这些部分。
Bella在台湾长大。几年前，她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那时，她是一个眼界大开的背包客。
她所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像是来自美国电影里的大房子和蓝天。
“哇，我真的来到了一个西方国家，”她记得自己曾经这么想过。“不是很拥挤，没有多少人。我喜欢这点。”
贝拉来了几个月后，她的高中好朋友佐伊也跟着来了。
贝拉和佐伊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她们]在黄金海岸做过按摩师的工作，但它[实际]和看起来不一样。
“那个按摩店不是一个好地方，”贝拉说。
“他们接打飞机这样的活儿。所以我们很害怕。我们告诉老板我们不想做这个。”
最后她们来到了维多利亚州北部的一个屠宰场。
当她们的打工度假签证到期后，这两个女人回到了台湾，但没过多久她们就又回到了澳大利亚，贝拉又回到了屠宰场工作。
2020年，贝拉申请了庇护性质的签证，以便能够全职工作，但当签证被拒绝后，她被告知她有28天时间离开澳大利亚。
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听说了蒂亚。
10万澳元的签证
在网上的信息和电话联络中，蒂亚和她的助手向佐伊和贝拉保证，她们可以为她俩办理工作签证。
蒂亚声称认识一些与澳大利亚官员、政治家和企业关系密切的人。
她说她在法院和移民局有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加快整个下签过程。
“她说她有一个专业团队，”贝拉说。
“她告诉我‘不要担心，你可以获得工作签证......然后你可以申请成为永久居民’......她给了我希望。”
“蒂亚”告诉贝拉和佐伊，她有一个专业团队与她合作。(Background Briefing: Safdar Ahmad)
但在签证游戏中——希望是昂贵的。
贝拉和佐伊得到的担保工作签证报价为每人100,000澳元。
当她们说她们付不起那么多钱时，蒂亚同意给她们一个折扣——每人79,000澳元，而她承诺如果她们给她带来更多的客户，还会有更大的折扣。
但即使有折扣，贝拉也很困难。所以佐伊借给了贝拉3万澳元。
蒂亚还给贝拉制定了一个付款计划——先付1万澳元，然后在确认内政部收到她的申请后再付3万澳元。
剩余的39,000澳元可以分期支付。
贝拉和佐伊同意了，并向蒂亚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1万澳元。
在《新闻背景》节目查阅过的网络聊天软件信息中，蒂亚的助手提醒贝拉不要在银行转账备注中写上“签证”。
蒂亚开始工作，给贝拉发了一封“确认”信，表示她的工作签证提名已经提交给内政部。
但有一点很奇怪——信上写有联系人电子邮件的地方被涂黑了。
当她询问蒂亚时，她被告知这个电子邮件账户是由她公司的律师管理的，里面有很多人的信息。
她还告诉贝拉不要查看她的移民局网络账户。
由于贝拉被指示不要访问她自己的申请[信息]，她完全落入了蒂亚的掌控中。
“澳大利亚护照在向你招手”
贝拉签证到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当他们向蒂亚询问此事时，她却不以为然。
蒂亚告诉她不要理会28天的期限。
“别急，澳大利亚的护照在向你招手，”蒂亚在一次线上沟通时告诉贝拉。
“赶紧把表格和工资单发给我，抱歉一直催你，因为情况确实很急。”
但佐伊开始有了疑虑。蒂亚正在鼓励贝拉走上一条似乎不符合常规的获取永居权的道路。
最后，贝拉向蒂亚要求退款，但最终没能得到。蒂亚不再回复她的信息，贝拉也没有再听到她的消息。
消息开始流传
《新闻背景》与“蒂亚”的众多前客户交谈过，他们已经拿出了数千上万澳元。(Background Briefing: Safdar Ahmed)
在来自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临时签证持有者的紧密社区中，关于蒂亚的生意的消息开始流传。
贝拉和佐伊的朋友杰克（Jack）曾支付给蒂亚4万澳元。另一个女人辛迪（Cindy），只付了14,000多澳元。而另一个叫丽莎（Lisa）的人则交出了5万澳元。
蒂亚在他们那里使用的都是不同的名字。对一些人来说，她是娜娜（Nana）或萨萨（Sasa）。还有人以为她叫娜娜-萨萨（Nana-Sasa），或娜娜-卡里纳（Nana-Carina）
人们知道她在社交应用程序上的昵称，但她的真实身份却被隐藏。
但所有证据都表明这是同一个人，她拥有一个公司网络，都从她的临时移民客户那里拿钱。
大多数人只在网上与她交谈过。但有几个人见过她本人。
“她的性格非常好，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信任她，” 以Nana的名字认识蒂亚，并试图通过她获得永居权的中国人卡利尔（Khalil）说。
韦恩（Wayne）也是在一家酒店的午餐会上以Nana的身份认识她的。他印象中她是一个语速快、有说服力的女人，她向他推销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梦想。
“她非常自信和专业，当你听她讲话时，你就会想，她太有能力了。”
语音消息
在临时移民的社区内，蒂亚的名气越来越大。
而她以前的客户并不只是在分享经历。
录音和语音信息在网上流传。这些内容已同ABC分享，并由ABC讲普通话的记者转录为文本。
“你在澳大利亚所做的是买卖雇主担保，”她在一段语音中告诉一位客户。
“买卖雇主担保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如果出现非常危险的情况，真的有可能坐牢，对雇主和你来说都是如此。”
在另一条语音中，她炫耀自己与移民官的关系。
“如果官员要求提供海外工作证明，有可能只需支付4万澳元让他们帮助你准备文件，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想积压案件，”她说。
“这些官员是我们的官员，我可以说。”
蒂亚还鼓励她的客户去寻找更多客户，作为回报，她提供数额可观的分成。
“你之前介绍了一个朋友给我们，”她对一个客户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告诉她，到肉联厂要花79,000澳元。如果她不知道，那我可以让你从这笔交易中赚点钱。我们会告诉她费用是10万澳元，你们可以拿走多余的部分。”
一些前客户设法追踪到蒂亚的护照号码，并将其传递给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台湾在澳大利亚事实上的大使馆。
他们发现，台湾方面也在寻找蒂亚。
在给ABC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一位台湾官员描述蒂亚（原文使用她的中文名）是一个与台湾的一项银行欺诈调查有关的 “通缉犯”。
他说，蒂亚在2021年离开台湾并前往新加坡，此后他们一直试图追踪她的下落。台湾还呼吁澳大利亚当局帮助寻找她。
然而，ABC不知道台湾方面指控的性质或背后的证据。这些说法也没有在法庭上得到核查。
“关掉它”
贝拉不知道她付给蒂亚的4万澳元能得到多少服务。
她收到了一封印有内政部信笺的“确认”函，但她根本不知道这封信是不是真的。
调查表明，即使成功提交，贝拉的申请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ASIC搜索公司名称时发现，有两个实体与贝拉的工作签证申请中被列为担保企业的名称相匹配。
然而，公司记录显示，在提出申请时，有一家公司已被注销。
ABC联系另一家公司的负责人时，对方称不知道他的公司被用作工作担保人，也不会允许这样做。
“这太疯狂了，这甚至没有征求我自己意见，” 他说。
“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会直接关掉它。”
《新闻背景》曾多次试图联系蒂亚，并向她发送了有关其商业行为的问题，然而为她工作的一名律师说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会导致她违反保密义务。
律师说，蒂亚目前面临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正在接受治疗，而且很难联系到。
他说，她与前客户有一些合同和商业纠纷，这些客户威胁说，如果她不给他们退款，他们就会公开曝光。他还说，她正在对一名前客户提起诽谤诉讼，她认为该客户在与ABC通话时所说的内容可信度存疑。
破碎的系统
阿布·里兹维（Abul Rizvi）在担任移民部前副部长期间遇到了许多像蒂亚这样的人。
他说，澳大利亚的低薪移民工人签证类别创造了一个环境，使临时移民可能会受到投机的中介的影响。
他说，2014年移民和边境保护部的领导层调整导致“有经验的移民官员大量离开，该部门根本没有实力和作风来管理签证系统”。
里兹维博士说，2017年和2019年的政策转变也给希望留下来的临时移民制造了瓶颈。
今天，人们普遍担心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一个“客工社会（guest worker society）”，临时移民工作、缴税，并在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几乎没有留下来的希望。
“我认为，工党和联盟党都有责任，”他说。
“[他们]推出的签证类别根本就是高风险的，没有投入适当的保护措施。
“我认为政府只是把他们的注意力移开了。”
当蒂亚从她的客户那里收取大量资金时，一项审查正在堪培拉进行，试图收紧澳大利亚的签证制度。
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Claire O'Neil）在上个月的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演讲中宣布，在进行广泛审查后，将对澳大利亚的移民系统进行全面改革。
“我们的移民系统在过去十年来遭到令人震惊的忽视。它正在使我们的企业失望，”她说，“正在使移民失望。”
基本上她把没能整改的责任归咎于前任政府。但她也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移民工作者的困境。
“对我们的签证系统的滥用一直没有得到遏制。”
预算案发布当晚，政府承诺四年内拨款5000万澳元用于额外的执法和管理活动，以保持移民系统的诚信度。
《新闻背景》向该部门询问了有关蒂亚的情况，但该部门告诉我们，它不对个别案例进行评论。
然而，一位发言人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对我们发现的这种行为持零容忍态度，无论他们的签证身份如何，并表示将根据其对移民系统的审查考虑进一步改革。
贝拉正在做三份工作以偿还她欠佐伊的债务。
这30,000澳元给她们的友谊蒙上了阴影。大多数日子里，她们尽量不谈论这个问题。
她不甘心，她可能很快就会被迫离开澳大利亚，回到台湾。
“我仍然热爱澳洲。我仍然喜欢澳洲的生活，不幸的是一切都发生了。所以我想，如果没有办法留下来，我只能回家，”她说。
佐伊为她最好的朋友担心。
“我只是想让她知道，她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一直都在，”她说。
佐伊说她为自己信任蒂亚的决定感到悔恨。
“我不想让住在我附近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她说。
蒂亚的一些前客户也担心她会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
他们有一段录音，证明了她有多大的威慑力。
录音中，蒂亚用普通话说：“我与澳洲的官员有合作。如果你想毁掉我们的声誉，我不在乎。”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我都不会有事。为什么？我有永久居留权。我有钱。我有官员。我有律师......我有你的个人信息。如果我们继续吵下去，你猜谁会赢？”
但佐伊并不为所动。
“没有人会一直走运，”她说。
*受访者均为化名
发表于 2023-5-29 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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