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有一个隐藏在汽贸城中的800平实验室。
走进实验室,一个个躺在病床上的年轻女孩,正在等待取卵和移植。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代孕妈妈。
● 图片来源: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
8月26日,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举报青岛某地下实验室进行违法代孕交易。
从业超10年,三甲医院的主任亲自操刀,明码标价,95万就能选性别。
至此,代孕这一违法交易才终于被摊在阳光下,供人讨伐。
我们为什么要坚决抵制代孕?对于代孕,世界各国又是什么态度?
1、代孕产业链里,被忽视的女性
首先代孕这个事儿,不管在当下哪一个国家,但凡存在,都有产业化的趋势。金主委托中间人,中间人寻找场地和代孕妈妈,代孕妈妈受孕生出小孩。
从这个粗略的流程中已经可以窥见,作为整个代孕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代孕妈妈其实处于整个链条的“最底端”。她们被简化为一个一个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价值符号,如学历、外貌、年龄等。代孕最终获得的报酬凭此量化,学历越高、长相越美、年龄越小,就越“值钱”。
并且,她们腹中的婴儿也是明码标价,像青岛这个代孕组织,不指定性别,统一定价75万,若指定性别95万,要双胞胎,再加50万。
对代孕妈妈而言,生产结束后,尚未从剧痛中缓过神来,怀胎分娩的孩子就被送给了委托家庭。至此,一场交易结束继续为下一次代孕做准备,如此循环往复,如同生育工具。
而在世界上的其他角落,孩子有的时候还会被“滞留”在代孕妈妈手中。
2013年,泰国一位代孕妈妈帕特拉蒙·占播,为一对澳大利亚夫妇提供代孕服务。帕特拉蒙受孕过程顺利,并且怀的还是龙凤胎,这可高兴坏了委托方。但不幸的是,几个月后的孕检结果显示其中一个胎儿患有唐氏综合征。得到消息后,澳大利亚夫妇当即决定抛弃这对尚在腹中的孩子,强制要求帕特拉蒙停止妊娠。
但泰国法律禁止人工流产,仅一些特殊情况例外,帕特拉蒙无法满足委托家庭堕胎要求,只能产下龙凤胎。于是,在孩子出生后,澳大利亚夫妇只将健康女婴带走,将唐氏儿男孩无情遗弃,最后只能由代孕妈妈来抚养孩子。
这不是个例。
美国女孩克莉斯多·凯莉,在2011年8月成为一名代孕妈妈。
在一次超声检查中,医生发现凯丽腹中胎儿患有唇裂、腭裂、脑部囊肿和心脏畸形等病症。得知噩耗后,委托夫妇当即做出决定,放弃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据凯莉讲述,委托夫妇曾与她面对面交谈,声称不想让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不然对谁来讲都是受罪。
但凯莉不忍剥夺这个无辜生命的生存权,决定要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
● 图片来源:《使女的故事》
委托夫妇在得知凯莉的决定后表示,他们绝不会抚养,一旦凯莉把孩子生下来立马就送看护所。凯莉生产后,不忍孩子被送往看护所,最终选择与委托夫妇对簿公堂,争夺抚养权。
然而事情进展并不顺利,由于代孕合同存在,凯莉两次开庭只得到了探视权。最后,在多方咨询之后,她选择搬离家乡来到密歇根州。之后,她通过合法途径,将孩子交给一对有抚养残疾儿童经验的父母收养,终于给孩子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家。
凯莉遵从了良心的指引,但在代孕圈里,她得到了一堆负面评价,一度被称为“偷孩子的人”。
在代孕圈里,女性的悲惨命运几乎是既定的,代孕这件事,几乎就是等同于对女性的压榨。
2、利益博弈下的代孕
那么面对这种对女性的压榨,世界各国的态度都是怎样的呢?
● 合法化国家:为生存做抉择
在乌克兰、泰国、哈萨克斯坦等国,代孕已合法化,成为一些女性为了生计而选择的“工作”。
C的纪录片《代孕者》揭示了这一群体的现实困境:她们在经济压力下,将自己的子宫作为谋生工具。对于她们来说,将子宫“出租”给他人能够换来几年的安然存活,这是一个“划算”的买卖。
● 图片来源:纪录片《代孕者》
然而在这些代孕合法的国家,代孕妈妈们的合法权益却并没能得到全面的保障。
Alina,乌克兰小镇子里的一个理发师,为了给孩子提供好的教育机会,Alina在丈夫鼓励下成为了一名代孕妈妈。但Alina没有想到的是,代孕前公司承诺的一切精心照料都是说辞。真实的住宿条件和医疗条件,恶劣得不行。
代孕前,医生未曾询问Alina的疾病史,甚至忽略她一年前曾经做过心脏手术。怀孕后,产检也都是敷衍了事。怀孕32周后,Alina搬到了代孕中心的小公寓中,与另一名孕妇共享一张床。据Alina描述,在这里人被当作产品一样对待,不允许出现任何关于怀孕的抱怨,每天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肚子里的胎儿。
孩子是唯一重要的存在,至于母亲的权利,无所谓的。
● 图片来源:纪录片《代孕者》
另一位受访者罗杰,来自印度,出于丈夫的威胁和虐待成为代孕妈妈。当医生劝她离开丈夫时,她擦了擦眼泪:“除了死,我没有其他选择。”
不给钱,就会遭受丈夫毒打。罗杰在日复一日的虐待中,早已习惯了逆来顺受。在她的认知里,只有两条路:要么代孕赚钱,要么死。
● 图片来源:纪录片《代孕者》
在这些国家里,像Alina和罗杰这样的女性还有很多。或许出于贫穷,或许出于其他原因,她们成为了代孕妈妈,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为雇主们一个又一个地生着孩子,至于她们自身的悲剧,基本无人关心。
● 半合法化国家:法律的灰色地带
在美国,代孕的合法性取决于各州的立法,其规定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红色:法律禁止代孕,违规者可以受到法律制裁, 但如何制裁没有明文规定,比如华盛顿特区。
蓝色:法律称代孕协议无效, 但是代孕行为依旧存在,代孕方不可收取任何回报,否则属于非法行为。风险由个人承担,比如亚利桑那州。
黄色:法律没有禁止,但代孕协议不受法律保护。代孕委托方必须以领养的方式得到孩子的抚养权,比如路易安娜州。
橙色:法律允许代孕,但有一些条件限制,例如得克萨斯州。
绿色:法律允许,并提供具体监管条例,比如加利福尼亚州。
粉红:法律允许,但没有细则,比如新墨西哥州。
棕色: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有法院裁决允许的代孕先例,比如宾夕法尼亚州。
紫红,军绿,粉蓝:没有相关法律,也没有经法院裁决的代孕先例。
因为国家模糊不清的态度,代孕在漂亮国属于不可言说但仍可意会的行为。正因如此,代孕行为游走在法律边缘,更加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1985年2月,玛莉贝丝·怀德与史坦夫妇签订代孕合同,规定以人工授精方式进行代孕。但在婴儿出生后,怀德不愿放弃作为母亲的权利,拒绝交付婴儿。史坦夫妇遂提起对怀德的诉讼,要求其履行契约并请求法院确认永久监护权。一审判决史坦夫妇拥有孩子的抚养权,但随着怀德上诉,二审判决怀德享有抚养权。
● 图片来源:纪录片《代孕者》
因为国家的暧昧态度,所以在这里,无论是雇主或者代孕妈妈,都要承担风险,孩子才刚出生不久,就已然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 坚决禁止:坚守伦理与法律红线
而在咱们中国,代孕被钉在了法律的红线之上。
早在2001年,中国原卫生部发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
一旦发现,则必重拳出击。
2012年,深圳市卫生监督局取缔两处非法买卖卵子和开展辅助生殖行为的无证行医场所,且严肃处理涉及该非法买卖卵子的医生。
2021年,广州两公司因违法宣传海外代孕被查。
此前,某短视频平台下架了61.2万违规医疗科普视频。其中,宣扬代孕、婴儿性别鉴别等账号和内容是下架的重中之重。
而此次青岛事件,基本整个代孕组织都被连根拔起,包括为该组织主刀的三甲医院医生,等待这些人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在中国,只要涉及代孕,你不只会遭受法律严惩,还会被舆论口诛笔伐,此前女艺人某爽就是因为代孕事件彻底塌房,如今已是查无此人。
代孕,在中国是一件绝不能姑息的事情。
3、全人类的底线
那么,代孕作为一种畸形的现象,为何能够延传至今呢?
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首先是在一些地区,女性因缺乏足够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很难拥有选择的权利。此时,代孕成为了她们为数不多的收入来源之一。对于她们来说,代孕是一种生存策略。
以乌克兰为例,这个国家因其相对宽松的代孕法律和较低的费用,成为国际代孕的热门目的地。通过代孕,代孕妈妈通常可以获得约25,000欧元的报酬。
这对于年平均收入5070美元的乌克兰人民来说,相当于5年的薪酬,是一个可观的数目。除乌克兰以外,如泰国、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等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有限,生存选择权受限,不得已走上代孕的道路。
● 据报道,乌克兰的代孕妈妈每年可以赚到大约25,000美元,这笔收
其次,还有一个,就是传统中那个“传宗接代”的理念。很多人迫切需要孩子,但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于是在传统的压力下,代孕就成了一个“经济实惠”的选项。
“代孕”这个看似简单的词汇,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逻辑。它不仅仅是关于生育的选择,更是关于经济、伦理、法律和人权的深层次讨论。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说:一方拿到钱一方抱到孩,这不是“皆大欢喜”么?为什么代孕不能合法化?
这个问题,我们引用罗翔老师的一句话:“自由一旦失去束缚,必然演变为强者对弱者的剥削。”
代孕一旦合法化则必产业化,一旦产业化,被裹挟进来的女性必然越来越多,最后的结果就是女性的子宫作为一种“商品”,会变得越来越廉价。
并且随着产业化的深入,资本会充分地榨取这些代孕妈妈们的价值,只给到她们少量的报酬(而且还会越来越少)。于是乎,代孕妈妈们承受十月怀胎的苦楚,最终到手的不过“碎银几两”,还要跟无数的“同行”疯狂地“卷”。
最后,整个代孕的行业,就会变成一部底层女性的悲歌。
回想生命的源头,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母亲温暖的子宫里被孕育出来的,十月怀胎,我们和妈妈同心同血,血脉相连,这是人类最宝贵的联结。
怎可用来换取金钱,攫取利益?
拒绝代孕,这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对人性的敬畏。
它应该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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