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美国和澳洲再工业化，口号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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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罗斯福新政2.0版

澳洲，国家安全至上

美澳只能实现有限的再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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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罗斯福新政2.0版

把新冠大流行比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广为世人接受。既然是战时，政府的分量必然吃重。事实也确实如此，各国政府封城又开禁，拨款复印钞，台前幕后，舍我其谁。在这种气氛下，有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题在西方媒体中不断升温。

为什么是罗斯福？

因为罗斯福成功的用一套大政府强财政的“新政”成功的应对了1930年代那场为期最长最惨烈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1932年，罗斯福以巨大优势击败共和党总统胡佛，出任美国总统。上任后的罗斯福即推出“罗斯福新政”。新政的核心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赤字财政，大力投资公共事业刺激经济。

罗斯福政府通过立法确定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天数来防止生产过剩；给农户发放补贴来稳定农产品价格；整顿金融，降低汇率，鼓励出口；建立社保体系和失业保险。罗斯福新政使得美国经济逐渐全面恢复，1936年时国民收入增加了50%。

当今世界与1930年代已经大不相同，但就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和重启经济而言，各国政府的责任与1930年代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罗斯福的传人，美国民主党有依靠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先天基因。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而今，美国民主党人更钟情于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 ）。相对于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理论在论述政府对经济的作为方面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味道。

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是只要政府对本国货币拥有主权，政府就能不断的通过印钞借新还旧。这种借新还旧的能力决定国家投资周期可以拉得很长而不会违约，只要方向对头，政府长周期的投资终将获利而改变政府财政状况。因此不能把政府债务和私人企业债务相提并论。

在主权货币债务不会违约这点上，巴菲特和现代货币理论立场一致。巴菲特在回答美国实行无限量化宽松会不会引起违约时说：“如果你的债券是以自己印刷的货币发行的，那么，你就不会违约”。 

曾经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曾说：“美国总能够还清自己欠下的任何债务，因为我们总能够印钞。因此，违约的可能性为零。”

那么政府大量印钞借债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通胀可控。但和常规的经济理论不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不应通过提高利率抑制通胀，相反利率应控制在低位以减少借贷成本；控制通胀的主要工具是税收，当经济出现过热时，通过征税减少经济中的货币流通总量就可以抑制通货膨胀。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主要国家都出现了政府大幅举债和量化宽松，但依然能够维持低通胀和低利率的局面。

现代货币理论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鼓励财富再分配的倾向。

现代货币理论抛弃了传统理论对财政赤字的各种限制，鼓励政府可以大量借债向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社保，公共教育和医疗领域投资。这个财政赤字——投资新兴产业——扩大公共开支——扩大税收的循环，理论上可以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大部分低收入人群应该能享受到更多的公共开支和就业的增加。

美国民主党的头面人物都十分看重现代货币理论，桑德斯的顾问Kelton，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奠基者之一。拜登和伊丽莎白·沃伦的选举纲领，虽然没有桑德斯那么激进，都有现代货币理论的踪迹。

疫情前美国民主党的竞选纲领主要方向是扩大财政赤字，对绿色环保经济实行战略投资，创造1000万个相关的工作岗位，扩大对全民医保，公费教育和新兴产业科研开发的投入等等。

民主党已经挑选了拜登作为大选候选人，拜登目前比较低调，曝光度远远不及在台上的特朗普。但拜登一定在等待时机和特朗普一决高下。在当前大量失业的情况下，拜登的竞选纲领必定在原来的基础上做出重要修改，修改后的纲领很可能是具有现代货币理论特色的罗斯福新政2.0版，再工业化必定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那么特朗普会不会把财政赤字和量化宽松政策结合起来，进一步放出巨量投资推动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再工业化，创造大量就业为自己的连任造势？

从特朗普执政记录来看，特朗普对大政府理念有一定的抵触。特朗普声称反对社会主义，维护市场经济。特朗普过去经济政策的重点是通过低利率和降低企业税为美国跨国企业回流创造条件。特朗普十分关注利率对美国经济和股市的刺激作用。特朗普上台即废弃了“奥巴马医改”，反对继续提高福利待遇，认为依靠政府福利违背基督教的自立和努力工作的美德。

但特朗普历来不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人，他执政的几年已经显示他敢于打破任何藩篱实现自己目标的特点。为了应对大量失业和争取连任，也为了实践把制造业迁回美国的口号，特朗普很有可能扮演大政府的角色扶持美国战略产业。

总之，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上台，再工业化必定是美国政治的优先选项，而扩大政府财政赤字，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必定是美国推动再工业化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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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国家安全至上

与美国相比，澳洲再工业化的调子定的更高，澳洲把再工业化对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澳洲政治的左翼——工党，目前比较沉寂。相反，澳洲政治的右翼，在朝的自由党联盟内部，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意见相当分歧。

自由党内部的中间偏右派，历来是自由党的主力，一贯信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派，包括总理莫里森和财政部长佛兰登伯格，认为政府的功能首先应保证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国家不应直接干预市场运作和企业行为，不应该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等等。

然而自由党中的保守派，很多人出自澳洲国家安全部门和军队系统，呼吁国家安全应成为疫情后经济结构调整的最高原则。

自由党保守派何出此言？

因为他们认为，疫情中澳洲在医疗卫生用品上对中国的极端依赖是澳洲经济安全的一块短板，中国可以利用澳洲经济对中国的高度依赖而威胁澳洲，这是对澳洲主权的巨大隐患。

退役将军吉姆·莫兰提出，单凭市场竞争不能营造出一个能为澳洲经济安全和主权提供保障的经济基础。

澳洲应该在食品，药品，燃料，信息技术，工业技术，运输和国防等重要领域建立足够的自给自足能力。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詹宁斯认为新冠大流行提供了改变澳大利亚经济和战略政策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澳大利亚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哈斯提认为澳大利亚必须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维护国家主权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历来是自由党的两大竞选强项。过去这两者从未发生冲突，但这次，国家安全和遵循市场经济原则直接发生了对抗，澳洲一部分保守派准备为了国家安全而忽略市场经济的原则。

近来，在如何维持中澳关系上澳洲对华鹰派和鸽派在媒体上针锋相对。

鸽派认为鹰派把贸易和经济发展置于国家安全之下是过度反应，澳洲应和中国保持务实的关系，否则会损害国家利益。

鹰派认为为了主权和澳洲的价值观不能后退，即便和中国这个澳洲第一出口大国闹翻也在所不辞。

鉴于目前鹰派在舆论场中占据上风，再工业化的呼声在澳洲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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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澳只能实现有限的再工业化

美澳推动再工业化决不会是纸上谈兵，即便是在财政和金融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美澳政府借债印钞也一定要上。

美澳政府推动再工业化很大程度上赌上了他们的金融稳定甚至国运，但美澳在政府主导下推动再工业化必定困难重重，下面例举一些美澳推动再工业化必须遇到的瓶颈。

西方政府推动经济项目的能力低下

西方的选举政治和党争虽然有利于防止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但也造成各种 “政治正确”和福利社会现象。西方国家政府和首脑经常轮换，政府着眼点很难超过3-5年。

政府机构和官员不能和企业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政府和企业很难共同制定和执行长期的产业发展战略。

澳洲最近10年，不论是工党还是自由党政府，但凡政府财政大力介入的项目，执行效果都不好。

2011年工党吉拉德政府推出预算430亿澳元的光缆宽带通讯工程，号称是21世纪澳洲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在网速上超过当时领先世界的韩国。按原计划，光缆连接90%的用户。但由于计划不周，预算不断超支。后来接手的自由党政府为了降低成本，决定把光缆修到小区的节点，然后用铜导线连接节点和住户。光缆和铜导线的混合导致网速只能达到原设计的一半。即便如此，整个工程耗资510亿澳元，历时8年，成为一个典型的超预算，时间长，效率差的项目。

2016年自由党特温布尔政府和法国海军集团签署了建造价值500亿澳元的12艘常规动力潜艇的合同，是澳洲迄今最大的军购项目。这个合同的时间跨度长，涉及法国，澳洲和其他方方面面，工程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澳洲政府的组织实施能力，

根据今年3月《澳大利亚人报》的披露这12艘潜艇的实际支出将达到900亿澳元，该报资深评论员Gottliebsen透露最终的总成本将达到2250亿澳元。而且第一艘潜艇的交货时间从2025年左右拖到最早2034年，最后一艘交货要到2055年左右，届时这些潜艇的技术可能已经老化。

美国政府在直接推动经济项目上的记录也不怎么样。2017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等人在白宫宣布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建立一座液晶面板工厂。威斯康星州长沃克称新工厂将创造成千上万个就业岗位，为此该州将给予富士康为期15年，高达3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但快3年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项目至今还未动工。

并非理想的市场条件

美澳政府推动再工业化的能力令人存疑，那么美澳的市场能否挑起支撑再工业化的重任呢？其实美澳的今天，包括西方，并没有一个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市场综合条件。

从根源上探索，在西方政治和产权结构下，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必然导致社会福利主义的盛行。这必然传导至制造业，造成成本提高。

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方的技术和市场优势抵消了因福利主义引起的成本上升，西方仍然能维持其世界领先地位。

进入1960年代以来，西方的技术和市场优势一直受到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挑战。作为反应，撒切尔和里根在1980年代开始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打击工会势力，遏制福利主义。

但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却推动了全球化，加速了西方资本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这种流动反过来又进一步销蚀了西方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加剧了西方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和各个社会阶层的博弈。

在西方社会内部的博弈中，西方资本的能量远远超过其他阶层。根据OpenSecrets.org网站报告，美国商会, 美国众多为资本游说的机构中的一家，在1998年至2016年期间，游说联邦政府议员的资金高达13亿美元，而同期美国所有工会的游说费用加起来只有7.2亿美元。

在西方内部存在各种“政治正确”，福利社会和工会势力制约的情况下，资本从西方国家出走成为必然。当前这一波全球化就是西方资本推动的，西方资本也是大赢家，世界上排名前25名的跨国公司个个富可敌国。根据英国的研究机构Tax Justice Network的调查，全世界主要国家为了避税而转移到避税天堂（加勒比岛国等地）的总资产就大约有21万亿美元。。

有分析家把美国分成两个美国：即资本的美国和作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美国，两者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西方资本显示出独立于民族国家的特性。其实美国还可以继续分下去：民主党的美国，共和党的美国，白人的美国，黑人的美国，等等，不一而足。美国即有灿烂文明也有肮脏污秽，美国是一个分化分裂的国家。

自从克林顿时期的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以来，西方大国，除了德国和搭了中国便车的澳洲，个个发展迟缓，举步维艰。美国和澳洲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公共教育水平低下，高素质产业工人缺乏，制造业产业链残缺有着复杂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在这种情况下，靠政府推动的再工业化成功的概率不高。

相互制约的世界

中国的产业升级已经开始威胁西方的最后堡垒：高技术和相关的世界市场份额，而美国在应对中国的挑战时面临两难选择。

美国的第一种选择是串通一系列国家，组成TPP一样的集团排挤中国。但TPP对美国是一把双刃剑，美国必须向越南，墨西哥，巴西，印尼这样的国家开放市场。这样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转到了这些国家，这无助于美国的就业，贸易平衡和减少债务。无怪乎特朗普上台就抛弃了TPP。

第二种办法是按特朗普 “美国第一”的思路搞再工业化。但这样的话，美国和盟友的利益必然发生冲撞。例如，特朗普最近说要把F-35战斗机的所有生产过程搬回美国，澳洲政府立即表示不满。

澳大利亚政府投资170亿澳元，购买了72架洛克希德公司的F-35战斗机，根据合同，50多家澳大利亚公司参与F-35的配件生产，该计划已经在澳洲创造了近2400个就业岗位，到2023年 之前可以达到5000个。澳洲政府自然反对特朗普把F-35配件生产全部搬回美国的说法。

更进一步的是，如果特朗普把制造业迁回美国，搞孤立主义，这必将危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要扶持自己的制造业，必然消减美国国际贸易的份额，相应的，别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就会上升，凭什么别的国家要使用美元结算贸易，接受美国的铸币税。

与特朗普对盟友不讲情面的锱铢必较不同，中国政府一直承诺进一步开放。中国的市场容量越来越大，这必然对世界各国发生重要影响。中国承诺开放更有拉拢美国资本和美国盟友，破解美国压制和孤立中国的之妙。今年4月总投资100亿美元的埃克森美孚广东惠州乙烯项目正式动工就是证明。今年1-2月，广东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2.22%。

华南美国商会3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受访企业未来三年在华再投资意愿依然强烈，近七成企业计划2020年增加在华投资。

至于澳洲要在国家安全旗帜下建立完整的制造业，更是历史的倒退。除非全面大幅提高关税，澳洲自力更生生产的大部分工业品不可能和进口产品竞争。而如果全面提高关税的话，澳洲具有出口竞争力的农牧渔产品和加工食品就会受到外国的关税报复。贸易保护主义将使澳洲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美澳在疫情后必然会大张旗鼓的搞再工业化，但由于各种瓶颈的掣肘，这种再工业化的实际规模一定比宣传的规模要小。很可能集中在卫生医疗用品，芯片制造，稀土开采和加工，新能源和一些基础设施相关的产业。

美国5月15日对华为的封锁，显示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压制的决心，也显示了特朗普为了连任不惜冒险触动各个利益攸关方的神经。这些利益攸关方包括华为，中国政府和一系列中国企业，也包括一系列美国高科技公司。特朗普冒险捅马蜂窝势必引发各种势力台面上下的激烈交锋。特朗普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连任，这位“谈判大师”一定在为连任讨价还价。

距离美国大选只有五个多月时间，当前疫情在美国并没有被控制，复工后会不会导致反复是问号，半年后谁入主白宫也是问号。美国的再工业化注定道路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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