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经济深陷内忧外患：疫情爆发前，建筑业危机曾是“吹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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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从“第一”沦为“倒数第一”，澳洲建筑业在这些年经历了什么?澳洲的建筑业危机也是政府公益住房危机结语

前言

“该是你的，躲也躲不过。”

过去几个月来，市场中一直不乏对澳洲经济衰退的悲观展望；

而随着下个星期今年第一季度GDP数据的公布，我们也将终于见证，整个澳洲经济在这段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不过，由于这三个月只是受到了来自新冠疫情的第一波经济冲击，很有可能最后公布的结果实际上也“没那么糟糕”，毕竟真正“大动元气”的部分或许得在接下来的第二季度GDP数据中才会体现。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期间的澳大利亚还是经历了山火与防疫封锁的初期阶段。

当然，我们也不用非得等到GDP数据才能讨论经济衰退。实际上，当我们已经看到就业率在一个月内下降3%，失业率上升1%，就业不足率上升5.2%的时候——这就是经济衰退的迹象。

但下周公布的这份GDP数据，无疑将使我们能更为直接地认识到：

在防疫封锁令导致澳大利亚全国经济陷入停摆之前，情况究竟已经有多么糟糕。

众所周知的是，去年的澳洲经济增长就已经比自从上世纪90年代衰退以来的往年任何一年都更为缓慢，而疫情爆发前的数据也并未透露出有任何转好的迹象。

因此，与其说是新冠病毒感染了健康的澳洲经济，倒不如说它确实打倒了一个已经深陷内忧外患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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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沦为“倒数第一”，澳洲建筑业在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实际上，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澳洲建筑业在过去近十年大部分时间内出现的衰退就已经充分暴露了澳洲经济的“内伤”。换句话说，这场已经持续多年的建筑业危机，也可以称得上是预警澳洲经济衰退的一个“吹哨人”。

根据本周ABS公布的最新澳洲建筑业数据显示，房屋建筑与工程建设水平在今年第一季度均出现了缩减：

今年三月的房屋建筑工程总值回到了2015年12月的水平，而工程建设总值则是2007以来的最低水平。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疫情等“不可抗力”的打击，但说实话这既不赖疫情，也不赖之前的山火。实际上，澳洲房屋建筑与工程建设量在过去一年多内就已经一路下跌。

甚至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澳洲建筑业都难掩衰败之景。

在澳大利亚，本世纪初十年的建筑业和当年的采矿业一样，都曾经历过那个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然而，当采矿业在如今仍然继续增加产量的同时，建筑业却已经停滞了六年。

事实上，对于建筑业来说，这更像是一场“不华丽的转身”。

早在2000-2009年期间，建筑业曾是为澳洲经济增长贡献百分比最大的行业，比金融业、医疗业和矿业影响力都大：

但在过去十年内，这一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已经逐渐递减，在过去的五年内甚至成为了表现最差的行业。

事实上，在去年建筑业甚至还拖累了GDP增长：

考虑到整体经济只增长了2.05%，-0.2%的“拖后腿”便显得尤为触目惊心。

但别忘了，这个行业至今仍然是澳洲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这个国家的第五大产业——建筑业占澳洲经济总量的7%，略低于医疗业的规模。

但六年前，建筑业曾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产业。

该行业也仍然是最大的雇主之一——尽管其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其在总就业中所占的份额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长。

但产值的下降、就业人数的增加…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本来就不是一个行业长远发展的模式，也不是一个工资出现增长的情境。

这就是为什么上一次出现建筑业的工资年增长率高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场景，已经是六年前了。

虽然主要问题在于建筑业私营部门，但最新的数据显示，公共部门的缺乏令这个情况更趋恶化。据ABS统计结果显示，近两年来虽然私营部门一直在萎缩，但公共部门却也未能像全球金融危机时那样介入并提供能够刺激经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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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的建筑业危机也是政府公益住房危机

实际上，掩藏在澳洲的建筑业危机更深处的，其实是澳洲政府公益住房的危机。

在疫情爆发前的过去二十年大部分时间内，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城市都经历了房地产繁荣。在此期间，房价中位数增加了两倍，在悉尼和墨尔本尤其增长得更快。

但房价的飞涨也产生了许多破坏性的影响。首先，当人们拿出更大的抵押贷款去购买房产和进行投资时，这创造了一座家庭债务的大山。由于失业率不断上升，疫情冲击的经济也暴露了房地产债务给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

其次，当业主们看着他们的房产财富增长时，一些潜在的购房者则被拒之门外。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完全拥有自己住房的人比例一直在稳步下降，偿还抵押贷款的比例也在上升；与此同时，私营市场上租房的人口比例也在上升，许多低收入的人们则面临深陷租房压力。

根据来自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与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显示：

过去二十五年间的投资不足，已经导致澳大利亚面临着高达43万余所公益住房的短缺。以目前每年略超过3000所的建筑速度，甚至都赶不上日益增长的这部分需求，更不必说那些已经积压多年的需求了。

以维多利亚州为例，维州提供的5亿财政刺激计划将仅仅生产168套公益住房公寓。但据研究显示，该州面临超过高达13万所公益住房短缺，而且若不施加有效措施，这个数字将会在2036年增长至16.6万所，全国短缺数量则将增长至72.9万所。

换句话说，早在疫情爆发前，澳大利亚就已经面临着与二战后程度齐平的公益住房危机。

1943年，由“澳洲公务员传奇”库姆斯（H. C. Coombs）领导的一个为期一年的调查委员会警告说，澳大利亚面临30万所住房的短缺。

他的这份报告促生了第一份澳洲联邦及各州住房协议，并在战争刚结束后就获得了批准。根据该协议，联邦政府向各州提供长期贷款，为低收入者建造出租住房。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澳大利亚每6栋新房子中，就有1栋是由政府建造的。

而库姆斯带领的调查委员会以及随后的澳洲政府行动，部分由一本题为《澳大利亚国家住房》的小说推动的。这本距今已有近80年历史的书，提供了一些甚至对于当下面临困境都非常贴合的见解。

书中的论点基于一个很简单的主题：“享受体面的住所，是每个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一部分。”

该书作者表示，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体面的住房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亟需一种解决办法，不能将其视为一种商业主张，而应视为一个与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服务同样必要的问题”。

实际上，一个国家缺乏像样的、负担得起的出租住房，不仅会令低收入群体深陷租房压力与贫穷、增大贫富差距，实际上也削弱了包括普及教育和医疗保健在内社会制度的其他方面，或者至少加重了这些方面的负担。

这体现在福利成本的增加（联邦政府现在每年仅在房租补助上花费44亿澳元）；教育效果的降低——变动的租金迫使家庭频繁迁移，因而扰乱儿童的政策教育；以及人们由于居住在过度拥挤或维护不善的住房相关健康问题所导致的医疗成本增加。

END

也就是说，解决住房危机确实需要花钱，但不在这里花钱，就意味着要在其他地方花更多钱——对于既想恢复财政盈余又想刺激经济增长的澳洲政府来说，或许这才是澳洲经济的病根所在，这个病要是医不好，吃再多所谓降息减税的“弹药补药”也回天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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