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高考改变命运”忽悠了多久？

澳洲财经见闻

年年岁岁画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但今年的高考画面却已悄然转变：中国父母一方面对“高考生”大军注目祝福，另一方面却对种种“搞考生”乱象心生疑窦。

由于疫情的影响，高考日期从6月改回到7月，让我不禁回忆起当年亲身体验过的那场“七七事变”，也想借此机会来谈谈我对高考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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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我看来，22年前的高考并没有那种“背水一战”的气氛，也看不到考场外家长攒动的人头。

高考只是一场我可以高高兴兴参加、平平静静回家的考试，是为了选拔高材生而考，而不是把高材生放在火上烤。

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我长时间都自甘做一个拎不清市面的傻黑咸，从来也没有把大学录取通知书看成是一张加入“人上人俱乐部”的会员卡，所以此后每每听闻社会上种种关于高考成就了“天之骄子”的传说，总觉得大惑不解，难道是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当年真的是狗屎运上身——沾了大便……宜？

但回顾过去十几年的人生，这些传说跟我对自己和社会的认知并不能丝丝入扣地吻合，有时候甚至还背道而驰。

对我来说，上大学的经历对我之后的工作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所有的必备技能都是在工作过程中学到的。

只是因为社会对我谆谆教导：四年后找工作，你会需要一张叫做“大学毕业证书”的纸。因此我就花四年时间上课睡觉、下课游戏、考前突击，磕磕碰碰地拿到了这样一张纸。

而等我入职以后却发现，四年前那些拿着一张比我“低级”的纸就能入职的人，跟我干着差不多的活，拿着差不多的工资。

在我考上公务员的那一年，社会的话风又变了：要找工作，你会需要一张叫做“研究生毕业证书”的纸。因此我的那些“同年”多花了两三年时间拿到了一张更“高级”的纸，却依然跟我干着差不多的活，拿着差不多的工资。

我高考时的录取率是34%，到2018年已经涨到了81%。看上去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欣欣向荣，大学生确实茂密得犹如夜雨下的春韭。

但悄悄地，很多“好单位”的用人条件也从本科缩小到了本二以上，从本二以上缩小到了211、985。证书撒得遍地都是，但可以派上用场的始终只是金字塔尖的那一小部分。

这种学历对岗位的追逐，就像要靠工资的涨幅来赶上房价那样盲目和无望。

我们都应该想一想，假陈春秀当年的分数比大专线差了243分，为何她却还是能够顺利毕业并胜任公务员的工作？这种学历的含水量之高，挤一下恐怕就是一个三峡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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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人会对“大学生”这个身份趋之若鹜？

因为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在试图找到一些答案、一些意义，以拥有确定的、有目的的人生。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意义”更像是一根救命稻草，不抓住就可能被洪流吞没。

在万千迷茫焦虑的眼光中，追寻“意义”的需求便催生了贩卖“意义”的市场，这个市场中最经久不衰的爆款就是高考。

高考为何能够持续热销？这里面有唐宗宋祖等历代天子的背书，有王维文天祥等各朝状元的直播带货，还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熬了千年的老母鸡汤。

我不想全盘否定高考的价值。如果把高考看作一个旷日持久的大项目，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知识融汇、时间管理、心性磨练等方面受益。

但就像“包治百病”、“可得永年”一样，每当一个概念炒作到产生各种各样的断言，叫人不假思索地就认为理所当然，这个概念也就化作了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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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迷信叫“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既然是独木桥，那这条路就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唯一，只有走了独木桥才能抵达对岸；第二个特征是狭窄，无法容纳千军万马全部通过。

如此一来，挤不过的人势必要跌下桥去，因此给人一种印象：高考要是失败，落的不是榜，而是人生谷底。

但现实是什么呢？我作为一个从小学到高中人人钦羡的学霸，毕业以后同学聚会，发现那些成绩不如我的、只上了个大专的、甚至没上过大学的，并没有太多人混得比我差。

我读了四年会计拿到了本科学位证，有同学半路出家考了个会计证就办起代理记账公司当老板了。

我碰了五次运气才考上公务员，有同学上了个中专税务学校就去乡镇税务所上班了。

以前在学校里从不读书天天抄我作业的，如今戴着这个长那个总头衔的比比皆是。

来澳洲以后，有一次同事聚餐，席间有2个澳洲人、2个中国人、1个印度人。我们谈到学历的时候发现，印度人博士在读，另一个中国人是双硕士、双学士，我作为亚洲人的后腿只有一个学士学位，而澳洲人都没上过大学。

但这并不妨碍这两个澳洲人写代码、当领导，干得风生水起。我们的CEO也就比我大两三岁，但他一直是“学历无用论”的鼓吹者，考取了大学都没去上，至今都只有高中学历。

如果说高考是独木桥，难道我见到的这些人都是在谷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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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迷信叫“高考是唯一公平的选拔制度”。

可能是见惯了太多社会其他层面的不公，才有人会一厢情愿地把这场同一份试卷、同一份标准答案的比赛幻想成人世间最大的公平。

但听说过最近仝同学、苟同学、陈同学的魔幻往事以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能保有如此坚定的信念。

这次爆出的黑料恐怕突破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力。但除去这些狸猫换太子的骚操作不算，难道那些国之重器的高等学府就一直是公平公正、选人唯分的吗？

我这样一个不热衷于社交的宅男，都从熟人那里听说过不少诸如分数不够捐款来凑、高考之前留好学位、会考没过也能录取的奇闻轶事，就别提隐藏在海平面下的冰山主体了。

只要钱袋足够深，拈个常青藤都如绣花针，这世上就没有权力和资本无法交易的标的。你还在考虑如何不输在起跑线的时候，别人的受精卵就已经抵达了终点线。

就算是摆在台面上的规则，又何尝不偏不倚过？全国各地的录取分数线又何尝是统一的？清华北大的录取名额又何尝是各省按比例分配的？新疆西藏的户口又何尝是老百姓可以向往的？

对自由迁徙都成问题的人们来说，又有什么资格来讨要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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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迷信叫“高考可以改变命运”。

这句话不能说是错的，因为人一生中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改变命运，包括高考。

比如说，投胎可以改变命运，结婚可以改变命运，育儿可以改变命运，留学可以改变命运，移民可以改变命运。

但相对于这些人生际遇而言，我们无法确定高考给命运带来的转折幅度更大。把高考单独拎出来、鼓励孩子把人生前十几年大部分的时光都投入到一场考试中去，其实是一种不加思辨的偏执。

改变命运，翻译屌丝语言来说就是“逆袭”。但命运需不需要改变、命运应该如何改变，这要根据每个人的背景、需求、价值观进行个案分析，寄希望于社会给出的标准答案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

上大学并不能保证知识逆袭，做学问靠的是与生俱来的天分和穷追不舍的热情。

上大学也不能保证财富逆袭，赚大钱靠的是发现机遇的眼光和捕捉机遇的魄力。

上大学更不能保证地位逆袭，升高官靠的是确认眼神的技巧和驾驭人心的手段。

学历或许可以成为逆袭的助推器，但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有人说，偏远地区寒门子弟真的可以靠高考实现“书包翻身”。

我不妨再举一下两年前我写过的海关公务员跳楼那个例子。他从贵州山村走出来，一直考到湘潭大学法学硕士，后留校任教，30岁时考上了杭州海关公务员。看上去他确实是“高考改变命运”的模范标兵了，但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觉得生无可恋了呢？

我大学四年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只有“国际关系学”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一直记忆犹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一，是为了生活；二，是为了思考。

跳楼的公务员貌似获得了“生活”，但他的悲剧就是因为过于迎合“生活”而放弃了“思考”。

他没有认认真真问过自己，这样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追求，因此始终逃不脱社会期望值的捆缚，再怎么翻身，都翻不出命运的翻云覆雨手。

所以真正可以改变命运的不是高考，而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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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个人来说，移民是迄今为止唯一发生过的实质性命运转变，是独立思考促成的转变。

因为之前的我，无论上什么学、选什么科、读什么专业、进什么单位，都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走的。

我从来都没有停下来想清楚过，自己要不要上大学、要不要做会计、要不要当公务员，只是社会告诉我这是最稳妥的人生路径，我才拖着不听使唤的双脚，不由自主地一步步走了过来。

只有移民，是我深入审视过自身的价值、环境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后，主动做出的决定。

尤其是在一个需要时时提防是否有人插队的秩序里，更需要通过思考来破除种种对成规的迷信。

有人会问，如果我不是考上大学，我怎么可能通过会计职业评估而技术移民呢？

我只能说，人生是经不起“如果”这样的设问的。

我也可以这样问自己：如果我当年也被冒名顶替，会不会就开始提前反思人生，然后决定让父母把买婚房的钱用于出国留学，如今已经是一个澳洲老移民了呢？

我也可以这样问苟晶：如果你没有被冒名顶替，你的成就是不是可能还不如现在的童装公司电商合伙人呢？

为了一场考试付出汗水并没有错，但需要切记的是：

高考上榜并不是巅峰，高考落榜也不是末日；考进清华并不等于怀里揣进了金钥匙，上了蓝翔也不等于一辈子手握着切菜刀。

为了这首人生中的小插曲，而丢弃思考的主旋律，这才是最得不偿失的错过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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