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历史和社会公平，美国大选和美国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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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从英国式社会主义到撒切尔-里根主义全球化和分裂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死亡美国大选和美国走向 前言

现在中国人的舆论场 ，包括海外华人，纷纷扰扰，归纳起来最根本的分歧之一就是如何看待现代西方的历史，美国的前途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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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式社会主义到撒切尔-里根主义

近年来，19世纪后期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人士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历史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以各种角度不断浮出水面，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劳动者可以在宪政民主的框架内通过议会斗争实现社会主义。的确，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最近百年的历史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

社会民主主义在二战后的西欧似乎得到了验证。战后，英国工党虽然断断续续执政，但经过持续努力，1970年代时的英国已经相当的社会主义了。

英国工党政府在1946年就立法实行免费医疗和失业养老保险，确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

在1970年代，英国电力、煤炭、铁路、电讯邮政、造船等部门的国有化比例高达100％；钢铁和航空部门国有化比例达到75％；汽车制造业国有化比例达到50％。政府派出官员管理国有企业，工会会员占职工总数的57%。

1976年时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9%。相比较，中国2018年政府财政支出只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3%。为维持政府的开支，英国1970年代的平均所得税为33%，对富人的最高税率达到83%。

但是1970年代的英国式社会主义也碰到了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大锅饭问题。国有企业普遍经营不善，强大的工会势力导致罢工此起彼伏；国有化和高税收推动私人资本流向海外；高成本使得英国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国际收支恶化；通货膨胀严重。英国当时被称为欧洲病夫。

“英国病”的弥漫把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推上台。1979年上台伊始，撒切尔就对“英国病”展开大刀阔斧的治理，她开出的药方是强化市场化改革，减税，削减公共支出和对国有资产私有化。

撒切尔政府大量出售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和以往工党政府建造的公租房，大规模裁减原工党政府设立的政府机构，撤销量达3000个以上。

与撒切尔遥相呼应，里根总统面对1970年代美国严重的滞涨（经济发展缓慢，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步上升）也开始实施经济改革。里根主义改革的重点指向削减政府财政开支和社会福利开支，大规模减税。

撒切尔-里根主义的核心是经济学家哈耶克提出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在撒切尔还是在野党领袖的时候，在一次议会辩论中她用哈耶克的书拍打桌子，激烈的宣称这必须是英国信奉的经济理论。哈耶克理论的核心是个人享有在法治框架下赋予的任何权利，政府不能用国有企业和行政管制约束个人，市场比政府有效。

撒切尔和里根采用弗里德曼的货币供应理论应对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过量发行的结果。面对经济不景气和通货膨胀，政府不应该扩大投资刺激经济，而应该提高利率控制货币供应，同时放弃对市场的监管，放松对企业的约束，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有效供给，从而提供就业和降低通胀。

里根作为弗里德曼理论的开创性践行者，有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 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撒切尔和里根的市场化改革在当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经济成长加快，通货膨胀下降。

当美英经济渐渐好转之时，苏联经济却停滞不前，人民不满。美国和北约在升级军备竞赛试图拖垮苏联经济的同时，加紧对苏联的和平演变。里根和撒切尔直接对话戈尔巴乔夫，撒切尔跑到波兰会见瓦文萨，支持团结工会夺权。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柏林墙倒塌之际的1989年，写下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宣布苏联必然垮台。

二年后苏联土崩瓦解，美英为首的西方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撒切尔-里根主义获得空前的成功。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西方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1990年代如日中天，不可一世。

2

全球化和分裂的美国

冷战后，普世价值凯歌高奏，自由市场甚嚣尘上，这为全球化大行其道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全球化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用资本，贸易，和技术进一步联系起来；然而全球化红利的分配对各国，以及各国内部不同阶层的人们来说迥然不同。

美国经济高度参与全球化，对于美国跨国公司而言，全球化提供了进入海外市场和接受国外廉价劳动力的捷径。然而，随着美国资本的全球布局，美国制造业发生萎缩，一般制成品大量依靠进口；美国长期承受贸易逆差，美国国债和财政赤字不断升高。

一般而言，一国长期贸易逆差必然导致其本国货币贬值。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对美元是一个尖锐的挑战。

美国的对策是确保美元成为国际大宗战略物资交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例如石油，武器，飞机和芯片。

美元的这种地位使得各国央行把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货币，形成了世界范围内对美元的高度需求和庞大的美元海外市场。

同时美国国内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通过股票，债券，各种金融衍生品和房地产交易接纳美元超量发行，维持美元的汇率。

美国经济的变化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化。位于美国东西海岸大城市的美国金融业，大型跨国公司，高科技公司和精英大学充分享受全球化的红利。政商精英不仅享有高薪，分红和资产升值，更是频繁地周游世界，参加高级别会议和各种典礼，接受最新的信息和科技，俨然成为尊贵的世界公民。

与此同时美国却沦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联合国2018）。美国一些传统的工业区发生大规模衰落，出现了高失业率的“铁锈地带”。根据美国学者赫德里克·史密斯:“ 自2001年1月到2011年12月，美国各地总计关闭了59000座工厂，核心制造业领域的就业人数从1710万人下降到1180万人”。

美国学者安姬·凯斯（Ang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发现，美国社会中生活水准下降最严重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这个类别40岁婚姻率在1980年至2018年间下降了50％；1955年美国只有4.5％的孩子是未婚母亲所生，而到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1％，其中美国黑人的比例更高，达到70%以上。

美国低收入人口中很大一部分陷入了低水平教育，低收入，吸毒和犯罪率高的恶性循环。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平均寿命下降的国家。

最近，美国和澳洲的许多学者和评论员对当下美国发生的抗议和骚乱做了分析，认为根本原因是美国曾经引以为豪的人人生来平等这个核心价值观遭到了失败，这种失败集中表现在人们在接受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巨大差距。

美国社会的极化和分裂破坏了协调美国左派和右派的中间地带，而这中间地带是维护美国中产阶级社区和家庭生活稳定的基石。

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激活了美国的激进进步主义，激进主义分子宣传他们正在开展一场“大觉醒”运动。

他们指控资本掠夺财富，破坏环境，发动战争；他们不屑教会和政府推崇的行为准则；他们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支持同性恋，呼吁清算殖民主义的罪行。

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杀”引发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显示出“大觉醒”运动具有反西方传统文化和体制的特征。西方各色历史人物的塑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美国抗议者们要求冻结向警察局拨款，解散警察局，甚至在西雅图占据若干街道建立自治区达数周之久。

不仅美国的进步主义对美国的弊端不满，美国的民粹主义也对美国的衰落痛心疾首。美国政客班农是民粹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班农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很反感，他认为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理论催生的全球化破坏了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主权基础。

班农认为美国资本精英鼓吹全球化，出卖国家利益，造成大量美国工厂倒闭，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又抢走了大量美国人的饭碗。

除了攻击资本精英把资本主义带入当前的危机之中，班农还指责美国大学和媒体传播激进进步主义，使得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放弃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放弃了对基督教的信仰，抛弃了自力更生，合作互助的传统美德；转而依赖政府，接受多元文化，性解放，绝对平等，无神论，无国界等偏激的价值观。

美国的民粹主义和塞缪尔顿·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有密切关系。

在90年代初，当西方大多数人沉浸在自由世界历史性胜利的时候，亨廷顿认为全球化不会带来各文明的融合，相反基督教文明将承受伊斯兰文明和东亚儒家文明的联合进攻。

亨廷顿在1990年代放言：“如果中国政治稳定保持20年，如果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保持20年，那时的中国必定对世界秩序发起挑战”。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中国崛起的判断过于负面，有种下了中国威胁论的种子之嫌。但亨廷顿对基督教文明受到挑战后西方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有先见之明。

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社会有一股强大的焦躁不安情绪，其背后原因包罗万象：有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文明冲突和种族歧视。

当特朗普发布各种攻击中国的言论，扯起重建美国伟大的旗帜的时候，他马上成为美国甚至世界保守势力膜拜的英雄。政客煽动民粹主义，而民粹的甚嚣尘上又反过来刺激文明和种族的冲突。

当今的美国经济和政治明显板块化。美国学者海德说：“当前美国的政治“内战”主要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两类白人之间展开，他们对于国家，价值观，如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双方都认为自己占据了道德的高地，越来越无法理解对方立场，双方都不愿妥协”。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今年11月的大选会不会演变成各种对立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

3

新自由主义的死亡

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在1990年代达到巅峰后，西方世界却一路向下。

欧洲经济发展缓慢，国家能力下降，种族矛盾上升，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先是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接着被新冠病毒冲击得七零八落，疫情还未过去，又爆发大规模持续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普世价值甚至不能团结美国人民去对付病毒和极端行为。

西方世界的现实引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

为什么撒切尔-里根主义实行后，西方非但没有保持住二战后的持续繁荣和稳定，反而走向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撒切尔-里根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否仅仅暂时掩盖了西方国家的深层矛盾？普世价值是否仅仅是政治宣传的工具？

回答以上问题首先要分析究竟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二战后西方长期的繁荣和稳定。

归纳一下有两个基本点：

第一，西方国家在科技和市场上的优势。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以原子能、半导体、合成材料、航天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新产业。西方国家在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中抢占先机，有效满足了战后各国发展经济的巨大市场需求。数据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西方国家的出口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从7.7％增加到26.8％。在1964年到1984年间，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总量增加了4倍，而发展中国家同期只增加了2.5倍。

第二，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工会，通过议会斗争和罢工，为劳动者争取到了很大一块蛋糕。

其实“英国式社会主义” 代表了一段历史进程，不单单发生在英国，同样也发生在法国和西方其他国家。19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西方社会对市场失去信心；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出的“新政”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模式应对大萧条。

英国战后的大选中，对大萧条心有余悸的老百姓，宁愿支持主张大政府和社会公平的工党艾德里而抛弃了支持市场竞争的二战英雄丘吉尔。美国总统约翰逊（1964-1968）发起建立“伟大社会”运动，在其任内通过了一系列反贫困，反种族主义，普及公共教育的民权法案，美国政府福利支出显著增长。

西方最好的时代是二战后到1970年代，受到新技术革命和市场不断扩大的支撑，西方经济不断扩张，蛋糕不断做大，劳动阶层分得的蛋糕也增大。OECD国家（经合组织，由发达国家组成）劳动者的收入占GDP比例在1979年达到63%的最高峰。

但是从1970年代开始，世界发生明显不利于西方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二战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从最初发达国家的原料基地和工业品市场逐渐向工业国转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呈现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标志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对资源的占有威胁发达国家的经济；接着东亚四小龙，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印度，俄罗斯，越南，巴西，墨西哥，南非，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等）开始向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发起挑战。

相应的，发达国家在全球GDP所占的比重从1990年的79%，下降到2012年的60%。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从1980年代后迅速上升。1968年约翰逊主持“伟大社会”计划时美国的财政赤字不到三百亿美元，2019年的美国政府赤字达到GDP的4.5%，目前美国国家总债务已达到26万亿美元。

发达国家不仅在全球GDP的比例下降，发达国家劳动者收入占国内GDP的比例也同步下降，从1979年最高的63%下降到 2011年的55%。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73年至2016年，剔除通胀因素，美国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只有0.2%。澳洲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例在2017年达到有记录以来最低。以下是“澳大利亚人报”一篇文章后的留言，形象地描述了196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1960年代）。中产阶级人多势众，非常贫穷和非常富有的阶层都很小，社会贫富差距不大。那时，向银行借房贷的审批很严，大多数人拥有一辆二手车也许一所房屋，但我们都过得很开心。

情况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开始变化，使用信用卡和贷款成为常态。制造业工作流失到国外，许多人长期失业，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也失业，这些人充满怨气。

因为容易获得贷款，消费开始活跃，普通人可以借钱创业，这激发了企业家精神，不少人变得富有。但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债务大量增加。弹指之间，中产阶级减少了，贫困阶层增加了很多，富裕阶层也增加了。”

回过头来看，撒切尔-里根改革的效益是短期的，美英在撒切尔-里根时期的减税，英国在撒切尔时期出售大量国有资产的确在一段时间里改善了美英的经济状况，但美英并未走出一条长期稳定发展的道路。

撒切尔-里根主义的核心是鼓励市场竞争，提高私有经济效益，进而增加就业，供给和税收。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客观上有利于资本的全球配置，导致资本和技术从发达国家流出，发达国家内部制造业萎缩，经济脱实向虚。

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的劳动阶层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直接发生竞争，而西方各国实行的鼓励资本的政策抑制了本国工会力量，削弱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能力。

全球化时代资本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远远高于中低收入群体。跨国公司和富人可以通过设立海外公司，转移资产，投资抵税等等手段避税和逃税。

由于经济空心化，发达国家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市，资产价格大幅升值，富人在资产升值盛宴中的所得远远超过一般人民。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影响广泛的“21世纪资本论”中汇集了上百年的数据，指出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平均保持在4％—5％，而发达国家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2％，资本回报率几乎是经济增长率的3倍，更是远远超过工人工资的增长。

现在发达国家的中底层人民，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资本主义越来越不满，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正在回潮。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也在壮大。撒切尔和里根头上的光环变得暗淡，曾断言历史将终结于新自由主义的福山在最近的采访中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

4

美国大选和美国走向

特朗普2016当选后的政策可以用减税，逼迫美联储降低利率，营造股市的财富效应和频频发动贸易战来概括。

疫情前，美国经济有声有色，但这并不能说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会有持续的正向作用。

即使没有疫情，特朗普以减税和压低利率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很有可能和撒切尔-里根经济政策一样，在一定的时期里有作用，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退。

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并没有出现制造业大规模回流，减税后的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大量进入股市，美国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改善基础设施方面并没有什么进展，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总额继续上升，美国两极分化依然严重。

美国建制派和民主党的许多人认为特朗普的外交和贸易政策对美国长远利益并非有利，按照美国前安全顾问博尔顿的说法，特朗普在贸易和外交上并没有原则性立场，一切高度以他连任为目标。

新冠疫情爆发和反种族主义抗议不仅打破了美国经济繁荣的表象，更是以极端的方式暴露了美国的深层次问题，反映出美国社会的巨大分裂。

美国新闻媒体和大学的大部分，一些大公司的老板对特朗普极为不满，共和党头面人物比如鲍威尔，罗姆尼，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都公开指出特朗普不适合做下届总统。

为什么美国建制派中那么多的精英反对特朗普？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框架中寻求。19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凯恩斯的大政府经济理论在西方占上风，二战后，凭借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凯恩斯经济政策和社会民主主义观念主导的福利社会在西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段时间可以理解为西方向左转。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的福利社会难以为继，西方在撒切尔和里根的带领下开始向右转，采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理论希望通过强化市场机制和大规模私有化提高经济效率。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偏向资本的自由主义社会经济结构遇到了大麻烦，经济过度金融化，空心化，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面对当下的困局西方主要有两种反应。

第一是向左转。

一百年来西方两次改变社会发展方向都有相关的理论指导（凯恩斯和哈耶克），当前为向左转做思想准备的是现代货币理论（MMT， Modern Monetary Theory ）。

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是只要政府对本国货币拥有主权，政府就能不断的通过印钞借新还旧而不违约。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国家债务和与私人企业债务不同，国家投资周期可以拉得很长，只要方向对头，最终将达到创造就业和提高国民经济的战略目的。（现代货币理论也进入了中国，叫做财政赤字货币化）

政府大量印钞投资如何控制通货膨胀？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不应通过提高利率抑制通胀，相反利率应控制在低位以减少借贷成本；控制通胀的主要工具是税收，当经济出现过热时，通过征税减少经济中的货币总量来抑制通货膨胀。

现代货币理论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鼓励财富再分配的倾向。现代货币理论抛弃了传统理论对财政赤字的各种限制，鼓励政府向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社保，公共教育和医疗领域投资。这个财政赤字——投资新兴产业创造就业——扩大公共福利开支——扩大税收的循环，理论上可以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低收入人群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就业和公共福利。

美国民主党十分看重现代货币理论，桑德斯的顾问Stephanie Kelton，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奠基者之一。面对大量的失业，美国民主党很可能抛出21世纪的罗斯福新政作为竞选的纲领，既扩大政府投资提高就业，提高向富人和大企业的税收，加强环保，增加社会福利，恢复奥巴马医保。

西方第二种反应是民粹和保守主义的集合。

美国当前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形成比较，这为特朗普这样的政客打中国牌提供了条件。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文明冲突，还是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在捍卫美国，对抗中国的口号下，美国的保守主义和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力量都会聚集在特朗普的旗下。

美国民粹和保守主义的集合势力强大，如果没有新冠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冲击，特朗普很可能赢得2020年的大选。但现在的特朗普无疑处于劣势。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全面萎缩之外，美国的左翼和黑人群体对特朗普已经忍无可忍；而美国保守主义集团中的部分力量也认为特朗普不能有效的应对美国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特朗普在应对疫情和反种族主义示威的过程中，过多的显示出他为了连任，为了他的强悍形象而发表不相信科学，煽动分裂而不是呼吁国家和民族团结的讲话和作为。

华尔街日报曾发表一文，指出特朗普必须把他的竞选活动归零后重新启动，否则他很可能输掉大选。美国左翼和反种族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似乎给了特朗普重启大选的机会。特朗普在美国独立日讲话中发起反击，号召美国人团结起来维护美国制度，美国传统，西方文明，重建美国伟大。

现在的美国还是两大阵营，希望建立进步资本主义的左翼和反抗压迫的黑人对阵保守主义，民粹和白人至上的右翼。当然特朗普比2016年弱多了，如果他不能有效的控制新冠病毒的蔓延，不能有效的重启经济，他的机会就不多了。特朗普还有一种翻盘的可能，那就是挑起能煽动民族情绪的国际事件。距离美国大选还有4个月，特朗普会在什么方向上作最后一搏呢？

END

总之，社会公平是任何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美国政治的钟摆已经向左摆动，美国首先要解决内部的两级分化和种族矛盾，美国需要进步资本主义来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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