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ap Year到Gap Day：为什么中国年轻人找空档这么难？澳洲年轻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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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ap Year中，父母总是叫我工作怎么办，“23岁刚刚大学毕业的布果·李（音，Buguo Li）说，她现在和父母居住在广州。

李女士在去年拿到了理想院校的offer，距离开学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她想用这段时间来作为自己的Gap Year（中文被译为空档年）。

“我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逼着学习，逼着练琴，就很多事情是他们一步一步推着我去做的。”

“所以我想[用Gap Year]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新的爱好,”李女士告诉ABC中文。

但是她的父母更想催促她在这段时间找一份工作。

布果·李和父母居住在广州。(Supplied)

李女士在Gap Year初期也曾因为同龄人的生活状态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

“看到同学们上班赚钱我就焦虑。”

“另外还有一些同龄人，他们都有大厂实习的经验，所以我就比较着急。”

她说那个时候也深深陷入了自我怀疑和否定。

在各种因素的催促下，李女士试着做了一段时期的实习，但是众多的工作任务和超长的工作时间使他身心俱疲，随后不得不辞掉了这份实习。

Gap Year进化成Gap day

像李女士这样在工作中面临巨大压力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明了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Gap Day” ，以此来形容自己“躺平”的愿望。年轻人在网上称：与Gap Year相比，“Gap Day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Gap”。

Gap Year起源于西方国家，指的是年轻人在毕业之后参加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志愿者活动，实习，或者是培养新的兴趣爱好，让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而Gap Day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网络新词，是指工作忙碌，面临巨大压力的中国年轻人，只能抽出一天甚至是少于一天的时间进行放松或者是其他活动。

“如果那一天是我的gap day的话，我能够有自我的时间去放松，有可能我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她说。

在Gap Year中产生的焦虑，李女士看过了心理咨询师并且有所好转。她也不再因为这段空档期而过分焦虑，并且将Gap Year步入正轨。

没有时间Gap

雅各·常在深圳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Supplied)

24岁的雅各·常（音，Jacob Chang）目前在深圳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在大学最后一个学期，他就提前参加面试并且找好了工作，他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 “无缝衔接”，就业市场的变化的形势，让他不曾有过Gap year的念头。

“中国社会对年轻人的容错率太低了，”常先生告诉ABC中文。

“[选择了Gap]一两个月，三个月不干活，然后再找下一家工作，然后HR就会问你，为什么空档期这么久......心里默默给你评分就降低了。”

蒙纳士大学中国研究讲师蔡珅珅（Shenshen Cai）博士认为Gap Year中国年轻人在进入社会时会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

蒙纳士大学中国研究讲师蔡珅珅博士认为中国年轻人进入社会时会面临各方的压力。(Supplied)

“中国年轻人所受的教育一直都是年轻时要努力奋斗，有些年轻人还被家庭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改变家庭不如意的现状，所以Gap year 可能会被认为是浪费金钱和时间。”

“[Gap Year]可能会被用人单位解读为不思进取的表现，因为中国人就业的黄金期是35岁之前，”蔡博士告诉ABC中文。

常先生说前一段时间自己的公司有些同龄同事选择了辞职去旅游作为Gap Year，但是自己“没有特别羡慕”，他不希望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留下“空窗期”。

“就算一周不工作，我就蛮焦虑，因为不进钱了，”他说。

“Gap Year治好了我的精神焦虑”

弗兰克· 侯（Frank Hou）在大学学习金融专业，去年年中毕业，与大多数年轻人毕业后急于投入就业不一样的是，他选择了去中国湘西某小镇去支教一年作为Gap Year。

“同学的话很早开始就走上了‘卷王’这条路，大家就是在卷学历，卷实习什么的，”他说。

在周围人都很卷的情况下，侯先生也一度陷入了“精神内耗”，他也开始加入了卷的队伍中，并且去了各种大厂参加实习，但是后面参加的一些社会实践使他开始思考。

弗兰克· 侯选择去中国湘西某小镇去支教一年作为Gap Year。(Supplied)

“发现了世界上可能有更多的事情是值得我去做的，而不是去一个金融公司或者去一个互联网公司......所以我就选择了去支教，”侯先生告诉ABC中文。

这段Gap Year的支教经历，虽然与侯先生的专业领域没有关系，但是他觉得这可以使他与同龄人在竞争时有“差异化”。

“[Gap Year]应该是开拓眼界，更好的了解世界与自我的方式,”蔡博士说。

但是大多数的中国年轻人还是像常先生一样，面临各种压力，不会考虑Gap Year。

西澳大学中国研究专业高级讲师陶郁（Yu Tao）博士表示，中国的文化传统，市场化改革，岗位年龄限制和人事制度是Gap Year在中国无法流行的主要原因。

陶郁表示，Gap Year在中国无法流行有几大原因。

“市场化改革强调效率，大家对于一年时间不去找工作，或者不找跟工作直接相关的经历的，会有一种焦虑。”

“很多岗位，尤其是公共部门的岗位，包括教育部门，研究部门，他们都有明确的年龄限制。所以，如果起点晚的话，大家担心自己将来会吃亏。”

“历史上有这种人事制度的问题，所以，如果不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在解决户口等等方面都面临很多问题，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惯性，”他说。

澳大利亚年轻人的Gap Year

“我在2018年进行了空档年……这是一次非常值得的经历，让我能够全职工作，赚钱，获得生活经验，并在开始下一次冒险之前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23岁的朱莉娅·理查兹（Julia Richards）说。

她来自维州乡镇地区的巴拉瑞特（Ballarat），本科毕业后被荣誉项目（Honours program）录取攻读英语和戏剧研究博士学位。

理查兹女士告诉ABC中文，她在Gap Year期间做了全职的行政工作，兼职芭蕾舞老师，并且在全职工作期间完成了商业三级证书。

理查兹女士说，她的家人非常支持她选择空档年。(Supplied)

“我本可以直接进入大学，但我觉得工作一年，在我不熟悉的行业/职业中获得经验是有益的。”

“我是在教育世家中长大的，因此我的空档年对确定在大学学习哪门课程非常有用，”她说。

理查兹女士说，她的家人非常支持她选择空档年，“他们认为这对我的个人发展、职业发展和世俗经历都有好处，”她说。

在经历了空档年后，她更加清楚了自己的规划，选择了自己更加喜欢的专业。

“我的空档年最终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可以省钱，尝试新的爱好，重新振作起来，准备好学习。 “

来自悉尼的亚当·温伯格（Adam Weinberg）是一位电影制作人，他也在2019年选择度过了一年的空档年。

“[我在] 在一个项目中游历以色列，包括参与基布兹（Kibbutz，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领导力项目、学习，”温伯格先生告诉ABC中文。

“我认为在开始上大学之前，从学习和生活中解脱出来是很重要的，我从未感到落后，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一年。”

陶博士认为，许多澳大利亚年轻人对Gap Year持有积极的态度，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或能力为自己定制空档年。

“他们将间隔年看作是一次独特的机会以证明或者展示自己已经可以开始独立生活了。”

“不少人认为间隔年能够帮助他们体验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发展或者锻炼新的技能，有时甚至能帮助他们找到未来的职业方向，”他说。

快节奏生活的常先生虽然没有时间进行Gap Year，但是他认同这些与自己同龄的澳大利亚年轻人选择Gap Year。

“他们的Gap Year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可以放下以前的学习生活来经历一段新的学习生活或者兼职，这样他们可以重新寻找生活以及人生的方向，来达成更好的自己。”

但是他觉得自己的情况和他们是不同的，他已经习惯于自己的选择。

“他们很有想法，对未来很有规划。他们的家庭也很支持他们，这几点有很大不同，”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