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在这个春天，芦笋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供应德国家庭餐桌的芦笋主要食用的是它刚刚生长出的嫩芽部分，一旦嫩芽打开，它就将迅速木质化，生长环境中过高的温度也会导致纤维增多。为了保持嫩芽的口感，德国芦笋只在春季采收，生长期需全程覆盖在有意堆高的土壤之下。这一方面意味着它必须在嫩芽生长到足以破土而出之前抢收完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采收芦笋是一种高度依赖经验和技巧的密集型劳动。  一般而言，采收芦笋的工作集中在四月下旬至六月的清晨和傍晚，一天两次，熟练的采收者会使用特制工具插入土中，将品质合适的嫩芽在土中截断并掘出。这一过程并不容易，而如果考虑到同时还有速度要求，就更是非熟练工人不可——经验要求高、过程辛劳，加上报酬相对微薄，过去几十年里帮助德国芦笋产业蓬勃发展的原本是数万名来自欧盟东部成员国的季节性农业工人，他们像候鸟一样来了又走，在此迅速完成芦笋采收，然后带着劳动报酬踏上回国的旅途。 今年，他们如何抵达又如何工作，成了一个国际问题。 收获帮手 德国农业依赖来自较偏远地区的季节性雇工的传统由来已久，19 世纪末马克斯 · 韦伯的著作中就曾讨论过受雇于普鲁士农田的波兰工人对当地的影响，在德语中，这些应采收季节而来的农业雇工被称为 "Erntehelfer"，意为 " 收获帮手 "。过去十年，德国农业吸收的 " 收获帮手 " 达到每年 30 万人，大多数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等地。  这一群体参与收获的作物种类很多，芦笋因其价值高昂、可采收时间短暂、以及目前仍难机械化，成为其中尤为突出的一种：恰恰是在 2004 年欧盟开始扩容，并在 2007 年将罗马尼亚等国吸收进来以后，德国芦笋产业才迎来了迅速扩张，其种植面积在 2008-2012 的几年间增长了 10%。 2020 年，春季农业对于外来雇工的需求与新冠病毒的肆虐几乎同时来临，在全欧相继封锁、德国本身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同时，德国政府仍然通过包机等形式，从东欧国家调动了八万名季节性农业工人，再一次地，其中绝大多数来自罗马尼亚。 但这一次，情况已经变得与过去的经验完全不同，当这些罗马尼亚工人涌入德国包机停靠的机场，他们面对的是疫情已经呈现爆炸式增长的西欧和当时形势似乎尚算乐观的德国，而在他们背后，是当时距离疫情似乎还有些距离的祖国罗马尼亚，和家乡苏恰瓦县——直到现在，这仍是罗马尼亚疫情爆发最为严重的地区，普遍相信与同西欧来往密切有直接关系。 疫情当前，数万人的跨国流动对于旅程两端都是沉重压力，更不要说这些雇工们原本在德国的打工生活与 " 社交距离 " 扯不上任何关系。为了安置他们，雇主们需要引入多种防护措施和政策，并承担可能的健康与经济风险。 但也正因如此，这些外来劳工的不可或缺终于得到普遍承认——根据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农业部的数据，仅 4 月的该州就需要至少 4900 名季节性雇工，这项工作的低报酬使得农场几乎招不到德国工人，它所要求的技术和熟练程度也非一般人所能胜任，而如果劳动力不能及时就位，将有大量原本价格高昂、被视为贵族食物的白芦笋在地里变成无用的杂草。  在此之前，这些东欧雇工曾长期被贴上 " 非熟练劳动力 " 标签，雇主们用它来压低价格，社会则以此来为这些外来劳工只能获得微薄薪水提供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 " 不是奴隶 " 4 月 11 日晚，来自罗马尼亚的 " 收获帮手 "Nicolae Bahan 停止了呼吸。他自 3 月 20 日起一直在巴登符腾堡州一处芦笋农场工作，死前曾抱怨过咳嗽和发冷。死后在尸检中，他被检测出冠状病毒阳性，没有人知道他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感染的。 在他死后，罗马尼亚环境保护部向欧盟监察部门递交了正式信函，其中呼吁采取行动保护季节性农业雇工们，" 罗马尼亚的季节性工人不是奴隶。人的尊严与健康是无法商量的。" 但事实上，这些雇工们近乎别无选择，在发生悲剧的芦笋农场，雇工们名义上的最低时薪为 9.35 欧元 / 小时，然而由于伙食费、安置费和差旅费需要从工资中扣除，每位雇工每天还要给农场交 12 欧元。如前所述，芦笋收获的特殊性决定了工人们的工作时间不可能太长，到手报酬之微薄可想而知，但即使如此，去德国农场中收割芦笋依然是罗马尼亚工人们趋之若鹜的不错出路：这样的收入水平已经远远高过了经济凋敝的罗马尼亚国内，许多人是依靠每年在德国的这几个月的收入才得以养家，其中也包括死后才被确诊的 Nicolae Bahan。  而在 Nicolae Bahan 死后，农场的芦笋收割工作仍在继续，他的同乡与同事们仍住在并不宽敞的集体宿舍中，在公共食堂里吃饭，乘坐公共汽车或者货车上下班，唯一改变的是出于防疫需要，他们被与自己的雇主严格隔离开来，也不能在隔离期内离开农场范围。 4 月 28 日，罗马尼亚政府再次通报称有 200 余名工人在德国一家屠宰场中集体感染。除了具体工作内容有所区别，屠宰场雇工的故事与芦笋农场并无二致，而同样的情形仍在更多的行业内反复上演：工人们付出艰辛劳动，换取微薄报酬，但地区间巨大的经济差异仍驱使着这些普通工人一次又一次回到购买他们劳动力的农场和企业，较短的雇佣时间则帮助他们更容易忍受工作条件的艰苦。 而几乎理所当然地，这些短期雇工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合同，也不会有职业保险。 欧盟扩大后的十几年，从德国的芦笋和草莓，到意大利的西红柿和西班牙的柑橘，这样的季节性劳动力流动早已成为欧盟农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仅每年组织工人往返就已产生相关 " 产业链 "，此前几年，这些异国工人的存在还曾成为部分地区右翼势力排斥的对象，但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这一打工群体的重要性终于凸显出来：他们并非 " 自由流动 " 不受欢迎的结果，而是结构性不平等的一部分。  芦笋危机已经过去 5 月底，德国多地传出芦笋价格上涨消息，除了疫情期间可以预想到的经营成本上涨，另一个影响因素是更多人开始倾向于本地农产品，而不再是价格更便宜的荷兰进口芦笋，哪怕需要为此付出更高价格：5 月 20 日，德国市场中本地芦笋的直销价格涨至 10 欧元 / 千克，22 日的一则消息则称，得益于各地抢收的成果，目前德国市场上芦笋已经达到供需平衡。 而随着天气渐热，芦笋的季节正在过去。 但 " 外国雇工 " 的问题已经深入到了全欧各国农业的各个角落，在西班牙他们是来自拉丁美洲的短期雇工，在爱尔兰是保加利亚劳工，在意大利往往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人，在北欧、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则更多是乌克兰农民。 在欧洲更靠北的地方，从沙拉菜、西红柿到洋葱，五月的草莓和六月的豆子，采收时间更晚的土豆和黄瓜 …… 这些作物能否保证收成，还是摆在农场主们面前艰巨的挑战。（责编 / 张希蓓） 免责声明：如果本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处理，谢谢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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