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苏联建筑究竟长什么样？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晨枫】

苏联建筑还有真伪吗？这本来不是问题，但既然说起来，倒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要说历史渊源，苏联建筑自然源于俄罗斯建筑，更加确切地说，是基辅罗斯建筑。有种说法是俄罗斯人源自北欧的维京人。维京海盗不仅在大西洋两岸打家劫舍，还沿内河向温暖富庶的南方拓展势力范围，曾经打通斯堪迪纳维亚到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的水上通道，尤其是伏尔加河到里海和第聂伯河到黑海的两条水道，沿河的很多城市据说就是维京人最早建立的。在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维京人被称为瓦良格人，其中一支被称为罗斯人，建立了基辅罗斯，这就是俄罗斯人起源的一派观点。

基齐大教堂在离芬兰不远的奥涅加湖中岛上，纯木质，始建于1694年，在18世纪中几次扩建后，成为现在的状态。但这并不是最早的"洋葱头"教堂。在莫斯科周围"金圈"上的苏兹达尔大教堂更加久远，也更早地毁于战火，形制已不可考，现存的始建于1528-1532年，这已经是很典型的"洋葱头"了。和基齐一样，"洋葱头"的数量是逐步增加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那么多。最有名的"洋葱头"当然是莫斯科红场的圣瓦西里大教堂，但这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正宗"的俄罗斯"洋葱头"，因为最高的中塔并不是"洋葱头"，而是更接近塔形。

有说法称"洋葱头"是受拜占庭建筑的影响，根据俄罗斯多雪的特点拔尖了拜占庭圆顶，而成为"洋葱头"。莫斯科公国风格也常用尖塔，不仅高大挺拔，还有利于积雪自己滑落下来。北方建筑大多采用尖削的坡顶，都是一样的道理。

尖塔在很多地方的建筑里都有，哥特式大教堂也常用尖塔，但特别细高的尖塔在俄罗斯成为独特的建筑语言，与"洋葱头"构成俄罗斯建筑的特征。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克塔及其红星是苏联的招牌形象。其实克里姆林宫的原意是大公或者领主的城寨。因此，俄罗斯实际上到处都有克里姆林，莫斯科的这个也是城寨，并非皇宫的专用名称。褚红的高墙和斯巴斯克塔已经存在很久了，斯巴斯克塔是1491年建造的，红星是十月革命之后装上去的。

但在彼得大帝时代，尖塔被极大地拉细、拉长了。1712-1733年建造的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第一个吃螃蟹，这之后政府建筑也开始具备这种风格，1805-1823年建造的圣彼得堡海军部是另一个典范。从这里，已经可以隐约看到"莫斯科七姐妹"和北京、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了。

在斯大林时代，"洋葱头"代表的东正教会不再受到尊崇，但尖塔得到强化，与30年代Art Deco风格的纽约摩天大楼相结合，再揉进一点洛可可，发展成为如今人们熟知的苏联风格。这种"倒插利剑的婚礼大蛋糕"的风格自30年代末开始，虽被二战打断，可在战后重建和援建社会主义国家中得到极大的推崇：莫斯科七姐妹、农展馆和北京、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都是这个时代建造的。而且不仅上天（摩天大楼），还入地（地铁站）。美轮美奂的莫斯科地铁站在战前就得到广泛的国际赞誉，如今依然是莫斯科独特的风景线，共青团站、马雅科夫斯基站、基辅站、发电厂站、白俄罗斯站等成为旅游者的打卡地。

战后初期的苏联建筑风格又称斯大林主义，这其实是现代建筑发展上的一段弯路。19世纪后半叶到二战前夜是从机器时代的巅峰步入电气时代的阶段，也是建筑史上步入现代主义的时代。斯大林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

建筑可算所有艺术形式中最特殊的。一般认为，艺术包括文学、诗歌、戏剧、音乐、绘画、雕刻、建筑，在现代还加上摄影和影视。不算上现代的这两者，建筑可算是唯一与科技和公众紧密相关的艺术形式，人人有资格对建筑评头论足，尤其是可见度高、具有地标意义的公共建筑。要交口称赞不容易，要千夫所指则是轻而易举。即使如今已成经典的卢浮宫金字塔和悉尼歌剧院，当年也是不乏争议的。由于公共性和持久性，建筑不可能是阳春白雪的纯艺术，也不可能是下里巴人的纯实用。也正因为此，建筑常被作为时代的特征，因此而被统治者作为政绩标志。

建筑还不同于造房子。造房子以满足居民居住需要为主，现在还包括工业建筑。民居和工业建筑永远以实用性为主，艺术性为辅，有钱就多折腾点，没钱就不折腾。但公共建筑（包括政府建筑、地标级商业建筑和豪华民居）就不局限于实用性，而较多考虑艺术性，尤其是业主的品味和实力。也正因如此，建筑不仅具有艺术性，还具有时代性。时代性包括时代（主要是业主）的思想理念、趣味取向和科技水平。古希腊的列柱式神庙不仅是技术限制而难以建造大跨度的原因，也有城邦民主"众人托起社稷、众神托起世界"的思维在内；罗马的砖拱和大穹顶不仅是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后者还有共和思想在内。

钢铁构架提供的大空间和玻璃提供的明亮是古典建筑闻所未闻的

但在机器时代，建筑艺术落后于建筑材料和技术的发展，新古典主义和学院派基本上无视了钢铁、玻璃带来的构造和表现上新的可能性，还在石料和砖砌时代形成的形制中打转。伦敦水晶宫（1851年）和巴黎艾埃尔铁塔（1887年）是"外来户口"对建筑世界的强烈冲击，水晶宫的设计师约瑟夫·帕克斯顿是园艺师出身，古斯塔夫·埃菲尔则是桥梁工程师出身。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建筑的现代主义开始进入快车道，米斯·凡·德·罗（通常简称米斯）的巴塞罗那德国馆（为1929年世博会所建的临时建筑，在80年代原址重建）在90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前卫；勒·柯布西埃的萨伏伊别墅（1928-31年建造）奠定和具体化了"建筑是居住的机器"的理念；包豪斯学派更是成为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黄埔军校，不仅在构造上全面拥抱新技术，还提出"形式服从功能"、"少就是多"等革命性的新理念，要废除一切无谓的装饰，废除一切只带来形式美观而没有实际效用的空间。

正因为彻底无视历史和传统元素，全面拥抱未来，构造主义有时也称为未来主义，这是埃尔·李齐斯基的"水平摩天大楼"设计方案（1923年），解放地面、改善城市拥挤的作用显而易见，当然，这停留在空想阶段了。值得指出的是，这不是纯粹空想，前景中的置顶水平结构在右端一拐，与后景中的置顶水平结构在空中连接，既增加使用面积，也增加结构稳定性

在俄罗斯，尖塔和"洋葱头"并未主导建筑艺术，圣彼得堡的美轮美奂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对西欧流行的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到学院派的模仿，喀山大教堂当然是向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致敬，叶卡捷琳娜宫则是与维也纳美泉宫同源的洛可可，当然颜色从哈布斯堡黄换成政治正确的罗曼诺夫蓝。

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推翻了帝俄统治，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构造主义建筑风格异军突起，这是尖塔和"洋葱头"之后第一个源自这片土地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独特建筑风格：简约、抽象、动态、激情，完全抛弃历史元素，彻底面向未来，因此有时也被称为未来主义。构造主义受到绝对主义（suprematism）、新塑造主义（neoplasticism）和包豪斯的影响，强调用抽象、简单、复用的几何构型元素组合成建筑整体。弗拉德米尔·塔特林、康斯坦丁·梅尔尼科夫等是其领军人物。另一方面，维斯宁三兄弟、莫伊塞伊·金茨伯格则更倾向包豪斯风格，功能先导，后者还提出"社会主义大熔炉"概念，要用舒适、功能先导的居住建筑实现社会平等和阶级消灭。

1933-1934年的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大楼设计竞赛可能是构造主义的最后辉煌，或者说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惊世骇俗的设计方案叠出。重工业是斯大林时代的重中之重，重工业人民委员会的地位可想而知。这将紧贴在红场边上，但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整个项目放弃。

但构造主义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观不符，1932年的苏维埃宫设计竞赛终结了构造主义在苏联的兴起。这是建筑史上很重要的一次设计竞赛，大批西欧的前卫建筑师也参加了，如包豪斯教父沃尔特·格罗皮乌斯、现代主义祖师勒·柯布西埃、表现主义领军人物埃里克·门德尔松等都提交了设计方案。但最终中选的鲍里斯·伊俄凡的设计则开创了"倒插利剑的婚礼大蛋糕"风格，这个符合斯大林审美的巨无霸设计因为卫国战争的爆发而推迟，为腾地方而在1931年炸毁的基督救难大教堂于1995-2000年被原址重建，而苏维埃宫成为建筑史上一段尴尬的插曲。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也冲击到建筑界，"倒插利剑的婚礼大蛋糕"的斯大林主义嘎然而止，粗野主义取而代之。

粗野主义是现代建筑的有趣分支。现代主义实际上只是统称，在战后迅速分裂为若干分支。米斯领军的简约主义强调功能、简约和晶莹，做工上精益求精，西格拉姆大厦影响了几十年的世界商业办公建筑，范恩沃斯住宅几十年后依然不乏模仿者。表现主义则突破功能和简约，注重艺术表现，实际上已经甩开了"形式服从功能"的限制，悉尼歌剧院在饱受争议后，成为悉尼甚至澳大利亚的地标，纽约肯尼迪机场环航航站楼则是表现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作。另一方面，勒·柯布西埃放弃了自己的White Light Bright原则，转向粗重、不事修饰、阴沉沉的粗野主义，马赛公寓和昌迪加尔高级法院成为先驱之作。

粗野主义并没有严格的定义。粗野主义常用清水水泥和直白的钢混结构，拒绝抛光与粉饰，强调出身谦卑的材质的自我认可，强调结构本身带来的光与影的效果。对结构也绝不遮掩，坦然暴露在外。同在现代主义的屋顶下，粗野主义是与米斯的精雕细琢背道而驰的。说起来，粗野主义的得名有点不幸。这是1955年英国建筑评论家雷纳·班南姆把这个新兴的建筑风格与法文中清水水泥（béton brut）和幼稚派艺术（art brut）混起来用文字游戏拼出来的新名词，但在英文里，brutalism就成为粗野主义了。建筑史上很多主义都是后来的建筑评论家为了便于分类而提出来的，罗曼式（Romanesque）、哥特式（Gothic）的名称也是这样来的。

粗野主义常以粗重、巨大的方正体量出现，或者是粗暴堆叠的方块，但粗野主义并不排斥圆弧和曲线。在形式与功能问题上，粗野主义没有表现主义走得那么远，但也并不严格遵循"形式服从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形式服从材质"，有什么材质，有什么样的建筑技术，就造什么样的建筑。水泥是粗野主义最常见的建材，但砖、钢、玻璃也不避讳。

在美学理念上，粗野主义拥抱战后欧洲盛行的平民主义，对贵族品味的精雅和细致彻底拒绝和不屑。不拘礼仪，肯定自我，坦荡直白，激情执着。在某种程度上，粗野主义可说是构造主义的精神后代，都有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挑战和自信，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很快拥抱粗野主义并不偶然。

很多人把粗野主义与苏联和东欧相连，这是把建筑艺术政治化了，哪里有比粗野这样的称谓更适合用来攻击苏联呢？粗野主义诞生于西方，在60-70年代也在欧美勃兴过一段时间。但对于一面批判贵族的等级思想、一面拥抱贵族情趣的中产阶级审美观来说，粗野主义是一种冒犯，这使得粗野主义在西方的命运很是坎坷。

粗野主义在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立足过，尽管波士顿市政厅、达拉斯市政厅可算是粗野主义作品。路易斯·康口头反对粗野主义，身体却很诚实，大量建筑作品大概只有他自己不认为属于粗野主义。勒·柯布西埃的马赛公寓在千夫所指之后，终于被列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名录。但粗野主义在英国的命运更有意思。

英国人给人以温和稳重低调的感觉，但英国人其实是像鸭子一样，水上泰然，水下疯狂，英国喜剧荒诞起来真是拦也拦不住，比如蒙蒂·派森系列喜剧片。或许是出于残存的自信，也或许是出于不愿辉煌逝去的抗争，英国人在60年代出人意料地拥抱粗野主义，但很快激起"有文化的人"的反弹，查尔斯王子是声音最响的。到了80-90年代，大量粗野主义建筑被废弃，甚至被拆毁，如今人们只能从被保护的残留中寻找残存的自信和抗争了。

黑川纪章的中银胶囊塔（1970年）

日本在60-70年代也拥抱过粗野主义。在时代上，这与战后日本摆脱旧日本影响和经济复苏重合，或许说明了日本民族心理的重启。粗野主义在日本的影响至今犹存，早年的丹下健三、黑川纪章不说，当红的安藤忠雄就有浓重的粗野主义的影子。粗野主义实际上走遍了世界，出现在很多想象不到的角落，从突尼斯到南非，从上海到金华，都有粗野主义。

但粗野主义也确实在苏联（以及东欧）受到更加热烈的拥抱。这或许与苏联对西方在政治、文化的全面挑战心理有关，需要在文学、艺术和建筑上可以表现出自信、强悍、无畏和积极进取，也是与苏联摒弃资产阶级思想和审美观的意识形态相符的。在技术上，粗野主义不事修饰，建造成本也低一些，但这不是绝对的，像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公路部大楼的成本就一点也不低。粗野主义在东欧受到拥抱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与苏联反目的南斯拉夫甚至成为粗野主义的重镇。

粗野主义也常与苏东甚至中国的兵营式大板楼连排住房相连，但这很牵强。如前所述，建筑与"造房子"并不等同，绝大多数民居并无"主义"，而是因地制宜的实用性主导的。被称为"赫鲁晓夫楼"的苏东大板楼也不例外。实在要与主义挂钩，也只是柯布西埃的"建筑是居住的机器"的极端功能主义。这是根据战后苏联住房紧缺的实际情况而产生的，可以低价、大量地建造，建筑美学上的价值并不重要。对于很多居民来说，"赫鲁晓夫楼"不仅救了燃眉之急，住房条件实际上比战前还好。但这样千篇一律的海量重复最终导致人们的厌烦和抱怨，苏联笑话里莫斯科的醉汉乘火车时坐错站到了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找到和自家一模一样的房子，竟然连开门钥匙都是一样，然后被人家老婆打出来，这当然是夸张了，但并不离谱。

中国其实也一样。在70-80年代大造筒子楼的时候，住房高度紧张，能分到一套就是大喜事了，什么主义根本不是问题。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人们才对这些曾经争抢得头破血流的筒子楼横挑鼻子竖挑眼，一百个看不惯。

回到真假苏联建筑的问题，真正的苏联建筑应该是生于苏联、长于苏联、独特的、能代表苏联时代和风貌的、并具有高度可辨认性的。"倒插利剑的婚礼大蛋糕"的斯大林主义其实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但构造主义才是真正的苏联建筑。粗野主义只是广泛存在于苏联的建筑，但并非生于苏联、长于苏联，不代表苏联的时代和风貌，并不独特，也不具备足够的可辨认性。粗野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于构造主义，但粗野主义毕竟不是构造主义，不能等同。粗野主义不能算真正的苏联建筑，就好比中国大地到处存在的白宫、泰晤士小镇不能代表中国建筑一样。俄罗斯是苏联的传承，但如今的俄罗斯已经失落了，失落的民族是不谈建筑的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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