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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造毒边捐钱:萨克勒家族崩塌史,慈善不是遮羞布(组图)

发布者: admin| 来自: 中国慈善家

img[src="https://web.popo8.com/202408/14/1/ef94bd72d2type_png_size_727_71_end.jpg"] { height: 507px; width:auto;} img[src="https://web.popo8.com/202408/14/0/e5f0a6a34etype_jpeg_size_640_100_end.jpg"] { height: 360px; width:auto;} 慈善不是贪婪的遮羞布




亚瑟·萨克勒。图/亚瑟·萨克勒基金会

以撒·萨克勒去世前,曾语重心长地留下了一席话: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财富,他总是可以想办法再挣回来,但如果他败坏了家族的名声,那么他就真的失去了一切。

若干年后,这个美国著名的制药家族,却因为制造和推广阿片类药物而频频曝出丑闻,不仅受到法律、道德和舆论的指责,其家族慈善也被视为“名声洗白”而被多个艺术和教育机构拒之门外。

萨克勒家族如何从美国梦的践行者,到成为人人喊打的“不良企业”?在《疼痛帝国》一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充满争议的财富积累之路

《疼痛帝国》(Empire of Pain)是由美国记者兼作家帕特里克·拉登·基夫(Patrick Radden Keefe)所著的一本非小说类书籍,于2021年出版并在2024年4月正式引入中国。该书详细探讨了萨克勒家族及其在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中的角色,揭露了家族通过普渡制药公司(Purdue Pharma)制造和推广阿片类药物奥施康定(OxyContin)而积累财富的过程。基夫通过大量的采访、调查报告、法庭文件和内部文件,揭示了萨克勒家族和普渡制药的内幕,以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了家族的商业行为和道德责任,并由此引申到美国在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制度性缺失问题。

《疼痛帝国》分为三部分,主线是萨克勒家族的历史、普渡制药的发展历程以及阿片类药物危机的爆发。第一部分是萨克勒家族的起源与早期历史,该部分主要介绍了萨克勒家族的奠基者亚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也就是到北大捐款的那位老绅士和他两个兄弟的创业故事。亚瑟是一位精神病医生,也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广告天才,他在20世纪中期改变了制药行业的营销方式,通过精准的广告宣传和推广手段,成功地推销了许多药品,为家族的财富打下了基础。

第二部分讲述了普渡制药与奥施康定的崛起。1996年,普渡制药推出了奥施康定,这是一种强效的阿片类止痛药。书中揭示了普渡制药如何通过误导性的市场宣传,低估药物成瘾风险,以增加销量。普渡制药在医生、患者和公众之间推广奥施康定,声称其成瘾风险较低,从而使药物销量迅速攀升。

第三部分讲述了阿片类药物危机与法律纠纷如何颠覆了萨克勒家族的公众形象。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因奥施康定成瘾,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在美国逐渐失控。书中揭露了大量患者和家庭因此遭受的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共卫生危机。此外,作者还探讨了普渡制药及萨克勒家族如何面对越来越多的法律纠纷和公众压力。

萨克勒家族传奇经历的起点来自于犹太人以撒·萨克勒(Isaac Sackler),他在20世纪初期从东欧的波兰移民到美国,和妻子苏珊娜生活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并养育了三个儿子亚瑟(Arthur Sackler)、莫蒂默(Mortimer Sackler)和雷蒙德(Raymond Sackler)。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报考医学院的犹太人太多,美国医学院联盟不得不推出限制犹太人入读的政策(犹太人不能超过学生总数的30%),所以萨克勒三兄弟只能去欧洲攻读医学学位。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命令大型化工企业转型生产抗生素,推动了化工企业向药企的转型。青霉素的诞生使人们相信疾病可以通过药物治疗,从而推动了医药行业的高速发展。三兄弟的老大亚瑟顺势进入辉瑞成为该公司的第一个医药销售代表,开创了现代药企的医药营销模式,也奠定了家族进入医药领域的基础。

朝鲜战争期间,萨克勒兄弟合伙买下了普渡制药,并推广了一种较为温和的镇定剂,也是一种安眠药,叫做安宁(Miltown),一经推出就广受欢迎,但是也引发了滥用问题。三兄弟继续利用缓释包裹技术开发了“美施康定”(MS Contin),属于阿片类的镇定药,这种技术的突破为后来公司推出奥施康定奠定了基础。

真正让普渡声名鹊起的是1996年获得FDA批准上市的奥施康定。普渡通过夸大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将其推广为各种疼痛的终身用药。公司还通过各类学术会、海量广告和贿赂医生等手段,大力推广奥施康定,导致美国该类药物的大规模滥用和成瘾问题。终于在2008年,美国阿片危机全面爆发,以奥施康定为主的阿片类药物的过量使用和成瘾问题已经显著上升,导致大量死亡和社会问题。

普渡制药成为危机的暴风眼,而推动普渡制药公司不断推销奥施康定的是萨克勒家族的贪婪,尤其是家族第二代当家人理查德(雷蒙德的儿子)的野心。他们通过高效能缓释阿片类药物的销售,追求比上一代更高的利润。然而,这种金钱驱动的背后是对医学广告的滥用、对医学事实的扭曲和对利益冲突的视而不见。例如,普渡制药通过资助研究来证明其药品的无害性,并雇佣3000多名医生来有偿推广药物。

奥施康定为普渡制药带来了巨额收益,使其有足够资金应对法律诉讼。作为一家私人非上市公司,普渡制药不必担心诉讼对股价的影响,每月数百万美元的律师费对他们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法律的不平等还体现在“旋转门”现象上,许多薪资低廉的联邦检察官和高收入的大律师之间角色容易互换。出色的律师在检察官任上建立名声,然后利用这些名声和人脉在大律师行服务于大客户。例如,缅因州的一位检察官最早提出奥施康定的问题,但卸任后很快为普渡工作。而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卸任后,也被普渡制药聘为顾问,帮助公司在司法部的诉讼中获得有利结果。

萨克勒家族的贪婪和不道德的营销策略导致了美国阿片危机的爆发,但是直到今日也没有任何一位家庭成员因此坐牢,反而不断通过捐款和慈善活动维持正面形象。

《疼痛帝国》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获得了高度评价。该书被认为是对萨克勒家族及其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中作用的详尽而权威的记录。书中揭示的事实不仅引发了公众对制药行业营销策略的反思,也加剧了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伦理的关注。




《疼痛帝国》

作者:帕特里克·拉登·基夫

译者:沈瑞欣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4月

一场精心策划的“洗白”运动

《福布斯》曾将萨克勒家族列为美国20大富豪家族之一,家族资产高达140亿美元,且大部分为现金和其他高价值资产。萨克勒家族也特别善于通过慈善向外展示家族的高贵形象,全球众多知名艺术博物馆、高等学府和医疗机构都刻有萨克勒的名字,如牛津大学的萨克勒图书馆、卢浮宫的萨克勒展厅、哈佛大学的萨克勒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史密森尼学会等等,这些地方都展示了萨克勒家族慷慨的一面。有博物馆馆长将他们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相提并论。

萨克勒家族长期以来以其慷慨的慈善捐赠而闻名,尤其在艺术、文化、教育和医学领域。他们的捐赠金额巨大,对多个重要机构和项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艺术与文化领域,萨克勒家族向史密森学会捐赠了数千万美元,帮助建立了亚瑟·M·萨克勒画廊,这座画廊是华盛顿特区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之一。此外,他们还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捐赠了大量艺术品和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博物馆的发展,并在馆内设立了萨克勒展厅。家族成员还向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帮助这些世界级博物馆提升管理能力。

在教育领域,萨克勒家族对哈佛大学的捐赠尤为显著。家族在哈佛设立了多个教授席位和研究基金,捐赠金额估计超过1亿美元,以支持医学院和其他学院的研究和教育项目。萨克勒家族也为哥伦比亚大学和牛津大学提供了数千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建立研究中心和提供奖学金。

医学研究领域也受到了萨克勒家族的重点关注和慷慨解囊,家族为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捐赠数千万美元设立了萨克勒研究所,用于促进发育心理生物学研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也从萨克勒家族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捐赠款,用于支持医学研究和教育项目。

有评论认为,萨克勒家族的慈善行为,实际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名誉“洗白”运动。他们希望将自己从便利店起家的小药房转变为改革现代医药的巨头,从籍籍无名的东欧犹太移民后代转变为慈善事业的领军人物,他们对家族名望的追求充满了执念。正是因为认识到家族企业的主打产品充满了争议,所以他们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奥施康定和普渡制药的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他们渴望通过慈善获得的名声,与他们的财富来源划清界限。

萨克勒家族通过经济资本的积累,逐渐完成了向社会资本的转换。他们的第三代继承人大多从事文艺工作,远离了家族企业的运营。这些富三代在纽约上东区的豪宅中长大,就读于拥有家族冠名的牛津和哈佛,毕业后成为电影制作人和社会活动家,似乎不想牵扯到任何纷争。

作为一个犹太望族,萨克勒家族的行事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犹太传统的影响。犹太传统强调教育、慈善和社区责任,这些价值观在萨克勒家族的慈善行为和商业运作中有所体现。

慈善(Tzedakah)是犹太教的核心价值之一,强调通过慈善行为来改善社会和帮助有需要的人。萨克勒家族通过大量捐赠支持了文化、教育和医学领域的许多项目,这些行为可以看作他们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然而,普渡制药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中的行为引发了关于其慈善动机的争议。家族的慈善捐赠只是为了改善其公众形象,掩盖商业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无疑与犹太传统中强调的无私慈善完全背离。

同时,犹太教对商业行为有着严格的伦理要求,强调公平、公正和对他人利益的尊重。《塔木德》和其他犹太法律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商业道德的规定,要求商人诚信交易,避免欺诈和剥削。然而,普渡制药在推广奥施康定时的行为——如误导性宣传和低估成瘾风险——显然违反了这些伦理准则。尽管萨克勒家族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其行为与犹太教的商业道德标准存在显著差距。在美国过于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环境中,犹太家族的传统价值观在实际操作中已经被忽视和扭曲。

萨克勒家族的案例不得不再次提醒我们真正的慈善应该具备的特点:首先是无私与透明,慈善行为应当基于无私的动机,而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公众形象或弥补负面行为,慈善组织和捐赠活动应当透明,明确资金的来源和用途;其次是可持续性与影响力,真正的慈善应当注重可持续发展,能够长期、持续地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慈善项目应当有明确的目标和可衡量的成果,确保资源被有效利用;最后是社会责任感,企业和个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其行为对社会的影响,避免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家族和公司的慈善行为应当与相应主体的社会责任相一致,不应成为掩盖不良行为的工具。

“疼痛帝国”的深层次问题

随着阿片类药物成瘾危机的加剧,普渡制药成为了众多州检察官调查的焦点,公司声誉和业务面临空前挑战。即便如此,普渡制药并未就此放弃,他们对奥施康定进行了改良,并计划在海外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寻求新的增长点。

普渡也曾尝试研发新药,但由于萨克勒家族对盈利的执着,任何无法与奥施康定相匹敌的新药计划都遭到了否决。在2007年至2019年间,普渡制药面临了上千起诉讼,被罚款数十亿美元,最终在2019年宣布破产。这一破产被视为金蝉脱壳的策略,旨在保护萨克勒家族的利益。

2021年12月,普渡制药的和解协议因联邦法官对萨克勒家族在民事诉讼中的豁免权提出质疑而被推翻。若不能达成新的协议,这场官司可能会拖延多年,成为历史上最漫长的破产诉讼之一。

以撒给萨克勒家族留下的遗训,也在这场危机中得到了戏剧性的体现。尽管他们仍拥有财富,但许多博物馆和大学已不再接受他们的捐赠,甚至撤销了他们的冠名权。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已宣布去除萨克勒家族的冠名,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也开始拒绝他们的捐赠。

此外,《疼痛帝国》通过对萨克勒家族及其药企行为的深入剖析,揭示了美国在应对公共健康危机、企业道德与社会责任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首先是巨型公司存在的贪婪和道德缺失问题很难被司法体系限制。普渡制药公司为了追求利润,不惜隐瞒药物的成瘾风险,通过误导性的广告和宣传策略大力推广奥施康定。萨克勒家族作为公司的掌控者,为了财富积累,完全无视药物滥用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展示了企业在追逐利益过程中对社会责任的极度忽视。面对像普渡制药这样的大企业,法律系统显得无力,无法有效制裁那些对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的公司。此外,药企通过大量的政治游说和捐款,影响政策制定者,削弱了对药物市场的监管力度,使得公共健康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其次,《疼痛帝国》还揭示了阿片类药物危机如何暴露了美国公共健康系统的脆弱性。药物滥用问题在经济和社会底层群体中尤为严重,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社会和文化层面对成瘾问题的污名化,使得成瘾者难以获得应有的帮助和支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公共健康危机,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美国政府推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危机解决方案。这无疑是市场失灵在药物市场的集中体现。

概言之,《疼痛帝国》这本书并不止于批判萨克勒家族的贪婪,而是促使美国对阿片类药物危机及其背后的系统性问题进行反思,提醒人们在解决药物滥用问题时,必须关注和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和制度性障碍。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世界经济系副研究员,以色列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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