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触发改革，但是否会成为一场拉大贫富差距的政治游戏？

没有什么能比危机更能动摇现状了。

新冠疫情发生后，不少人开始呼吁对澳大利亚保守的政治和商业领域进行改革。

正如“保守”二字所言，这些领域在常态时期根本就不会想到要改革，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现在每周似乎都会有更多的呼吁出炉，即要求对涉及经济命脉的所有领域进行“改革”。对此，澳财也多次进行过报道和分析。

比如，我们看到新南威尔士州将从8月1日起向首次置业者减免印花税，并且继续推动印花税和土地税的改革。再比如降低个人所得税，适当提高商品和服务税（GST）等。

新州财政部关于减免印花税的通告

然而并非所有的改革措施都能让人点赞，有一些甚至令人怀疑推动者的动机。比如下面两个例子：

有人呼吁给富人减税。

如果我们要在疫情后时代生存，劳动力就必须变得更加灵活（老板更容易解雇伙计）。

这些改革议题曾经主导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辩论。

澳洲广播公司发表的文章表示，不可否认，上述两项改革所代表的理念，历史上在解除金融体系管制和大部分经济管制，以及贸易壁垒等方面，起到了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举措将曾经贫穷的国家（特别是整个亚洲）转变为经济强国。

但是，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物一样，经济学是一门有关平衡的哲学。一旦这种微妙的平衡偏离中心太远的话，就会打破平衡，发生迅速而剧烈的逆转。这就是在发达经济体政治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现象（如民粹主义的盛行）。

虽然澳大利亚仍然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但是，在这场疫情中，数百万人突然发现，自己需要接受国家的救助。他们的生活陷入混乱，自己以及家人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这群人乐意接受降薪，不确定性或者所谓灵活性的就业吗？

文章认为，这样的改革完全是资本拥有者们幻想的“美丽新世界”。对于普通人来说，不但于事无补，甚至会令未来变得更加糟糕。

缺乏职业安全感会削弱消费

正如开头所述，在所有这些混乱发生之前，澳大利亚经济面临的两个最大问题，就是创记录的家庭债务和历史最低的工资增长率。由此带来的消费下降和零售销售停滞，迫使澳联储（RBA）去年三度降息。

与此同时，由于对中国出口市场（尤其是铁矿）的过分依赖，使澳大利亚更容易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

同样，澳大利亚劳动力缺乏灵活性的想法是一个错误的陈述。

数据显示，现在大约25%的澳大利亚工作者是临时工。商业游说组织表示，这种情况已经维持了25年。因此，他们是对的。

但是，只要回溯到1980年代初期就会发现，当时只有13％的劳动力是临时工。

虽然增加的灵活性（更容易解雇工作者的能力）对企业有利，但是，也并非没有代价。

缺乏安全保障的员工发现难以获得贷款，尤其是在艰难时期，他们更容易被解雇，因此对于支出也会更为谨慎。

换言之，安全保障和工资降低等同于消费减少。

最终，这会损害企业利润。因此，增加劳动力“灵活性”可促进消费疲软型经济的想法是一派胡言。

普通劳动者的世界在崩解

1970年代初期，经济思维模式发生了一场革命，并席卷了西方政治。随着通货膨胀和失业狂奔，政府的经济管理开始失效。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而非税收和政府支出开始控制我们的经济命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经济管理的凯恩斯主义被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所取代，中央银行接管了经济管理。

这导致了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兴起。小政府、低税率和私有化成为信条。

1983年9月，里根与撒切尔在白宫

各国政府希望企业和企业家精神成为主流，并由市场来确定如何最佳地分配资源。业务蒸蒸日上、利润猛增，公司走向全球，增长腾飞。

但是，随之而来的其他弊端也开始显现。

就像在任何繁荣时期一样，战利品并非均分。权力的摆锤从劳动者转移到了公司。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让整个行业从发达国家转移至亚洲（尤其是中国）新兴增长经济体。

澳联储提供的下面这张图显示，普通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得多。

自1970年代以来，这一比例一直在下降。原因很简单，员工工资涨幅远不如企业利润的增长。

严苛的劳资关系立法、以及工会隶属关系下降是部分原因。但是，技术的进步、企业低薪雇用其他国家工作者的能力也产生了影响。

在澳大利亚，人口和适龄移民的强劲增长增加了劳动力供应，并加剧了劳动力竞争。

许多经济学家和大多数企业领导人的辩解是，如果要想获得更高的工资，劳动者就必须提高生产力。

直到1970年代，这都是黄金法则，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几乎总是伴随着工资的增长。然而，现实的情况已经不再如此。

下图为彭博社最近对美国工作条件进行的一项研究，阐明了这一细分情况。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随着企业超越了国界，政府限制了劳资纠纷，新经济秩序的开始切断了联系，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越来越难以享受到生产力提高带来的红利。

改革还是倒退？

变革之风再次席卷全球经济。

澳洲广播公司表示，发达国家经济体已经达到货币政策的极限。在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衰退开始之际，全球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带来的大量“便宜”的钱，已经激发了金融市场的飙升。

拥有资产的富人受到央行政策的保护，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发现收入大幅减少。

以前曾致力于紧缩政策和最小干预的政府（包括：澳大利亚）已被迫突然掉头。

在欧洲、英国和美国，当躁动不安的工作者因失去工作、收入停滞和生活水平下降而在投票箱内发泄时，各国政府甚至还在向内看。

政治正在走向极端，中美角力不断升级可能让过去50年的全球巨大扩张脱轨。

澳洲广播公司表示，经济改革的空间依旧很大，但是，改革的定义是使一切变得更好，这种改变将提升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少数特权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