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习近平和阿尔巴尼斯重启对话，澳洲和中国双边关系的理想与现实相距甚远

澳中两国的领导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碰过杯了。

今天，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坐下来进行会晤，远在这成为现实之前，已受到各种无情剖析和分析了。

“这次会谈将产生大量的头条新闻，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虽然斯莫里森在2018年和2019年与习近平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但上一位与习近平进行全面正式会晤的澳大利亚总理还是特恩布尔，时间是在2016年。”

那是在两国于2014年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仅两年后，就在对澳中双边关系未来的乐观情绪陷入猜疑和相互指责的酸涩混乱之前。

时至今日，2016年感觉像是很久很久以前，2014年感觉像是旧石器时代。

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将成为自2016年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以来第一位与习近平会面的澳大利亚总理。(AP: Anupam Nath)

习近平和阿尔巴尼斯的会晤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时刻，也预示着中国自2020年初以来实施的外交冻结现在已经真正解冻。

澳大利亚和中国再次建立了对话关系。

但这并不能消除两国政府之间的深刻分歧，也不能神奇地迎来一个友好和合作的新时代。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理由对立即实现和解的前景持怀疑态度。

以下是三个原因。

政府并不十分乐观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官员和顾问对与中国达成深度和解的前景仍然相当悲观。

这并不完全是一个严守的秘密。澳大利亚总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都对与北京的重新接触说过同样的话。

简而言之......我们很乐意交谈，但不要指望我们在任何核心问题上折中。

而事实是，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利益并不一致。北京和堪培拉对各自希望未来几十年区域如何运作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举个例子，澳大利亚有意帮助建立一个亚洲地区的秩序，为美国军队保留空间，让小国（包括澳大利亚）可以自由行动，而不必屈从于北京的要求，并平衡中国的军事、金融和技术力量。

另一方面，中国希望将美国军队赶出亚洲，并认为中国完全有权利承担其作为区域主导力量的历史地位。

这场竞争的轮廓并不单单取决于单纯的军事力量，而是澳大利亚已经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选择了一方，而北京也知道这一点。

这一现实第一次真正清晰地浮现出来是2018年时任总理特恩布尔决定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进入澳大利亚的5G网络时，部分原因是他不相信中国不会在发生武力冲突时利用该技术来削弱澳大利亚。

一些澳大利亚官员仍然认为这一决定依然是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怨恨的核心，远比起莫里森呼吁对新冠起源进行调查后的愤怒和爆发的“不对话”，

华为的呼吁无疑为随后的六年定下了基调，但这也是澳大利亚认为它别无选择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不能——用黄英贤倾向的词来说就是——“稳定下来”。

工党指责联盟党在莫里森的领导下，沉溺于民族主义的傲慢擂胸和针对中国的公开挑衅性言论，从而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它认为，这场竞争的一些尖锐边缘可以通过更持久的外交接触磨平。

但是，外交部长选择“稳定”这样一个温和的词是有原因的。它的范围很窄且雄心有限。

当你问及这一关系时，政府议员往往介于悲观主义和宿命论之间。

整个政治阶层的怀疑是，澳大利亚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发展轨迹，尤其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拥抱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热情，而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还在加剧。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形容澳中关系时使用了“稳定”一词。(AP: Robert Kitchin/ File)

这并不意味着阿尔巴尼斯与习近平的会晤是徒劳的，它可能是任何关系转变的先决条件，尤其是考虑到习近平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最高地位。

但是，前提条件和先决条件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阶段，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习近平感到有必要改变中国的路线。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仍将是一个更广泛的国家联盟的一部分，在中国看来，这些国家有意将中国围堵起来。

习近平和阿尔巴尼斯今天晚些时候的寒暄也不会改变这一事实。

贸易制裁可能不会很快解除

可以理解的是，那些曾经通过向中国出售葡萄酒、龙虾或大麦而获利颇丰的澳大利亚人将密切关注周二的会议，以寻找任何和解的迹象。

北京对一系列澳大利亚商品征收的贸易关税——总额达数十亿澳元——在阿尔巴尼斯与习近平会面时，仍将是显而易见却被视而不见的话题。

这些制裁中的大部分，无论是否，都是在莫里森呼吁对新冠起源进行调查的争端之后实施的。

阿尔巴尼斯曾说讨论没有“先决条件”，但他也明确表示，他认为经济制裁是粗暴胁迫的一种表现，他希望这些制裁能被取消。

但问题是，澳中两国可能都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

澳大利亚认为自己是一场粗暴和报复性经济惩罚行动的受害者，因此不愿接受任何妥协，这种妥协会给中国的这些惩罚行动披上一层薄薄的合法外衣。

然而，习近平对澳大利亚的制裁里似乎包含了中国国内强烈的不满和怨恨，这种感觉也不会突然消失。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决策方面的内部逻辑依旧清晰。

尽管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Don Farrell）谈及贸易“橄榄枝”，即考虑让澳中两国就提交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具体贸易争端达成妥协性协议，可是这一前景似乎很遥远，至少目前如此。

上个月末，一位澳大利亚官员曾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他们根本看不出目前在等待WTO仲裁的一系列贸易争端有任何进展。

“我们不能退缩，因为这会让我们的人民失望，”这位官员说。

“[而且]问题在于，现在在中国，如果你提出要妥协，你就会在内部暴露，所以没有人愿意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当然，习近平有可能向阿尔巴尼斯提出某种有关解决贸易争端的办法来。

也许习近平正感受到来自美国的足够强大的压力，以至于他愿意接受这个想法，以试图将华盛顿的一个关键盟友从拜登政府手上拉过来。

麻烦来临？

虽然大多数观察家都专注于“习阿会”前中澳之间漫长而针尖对麦芒的相互指责，但值得注意的是，中澳关系仍可能出现新的挑战。

即使两位领导人达成了重启双边关系的协议，澳大利亚总理可能很快就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充满挑战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很快就会使双边关系重新陷入困境。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学者本杰明·赫斯科维奇（Benjamin Herscovitch）在他最近推出的《从北京到堪培拉，再到北京》的新闻汇编中就有效地列出了潜在的爆发点。

首先，阿尔巴尼斯政府很快将不得不决定是否要利用反外国干涉权限来否决澳大利亚各大学在其校园内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

在未来几周内，英国可能会爆发同样的辩论，这可能会在澳大利亚引发类似的激烈争论。

其次，联邦政府很快将不得不最终决定是否要取消中国公司岚桥对达尔文港的颇具争议的租约。

最后，阿尔巴尼斯总理可能很快就会受到来自盟友的压力，要求使用新近通过的马格尼茨基制裁措施（Magnitsky sanctions），制裁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

这些问题都很棘手。所有这些议题都涉及矛盾和困难的利益权衡。

当阿尔巴尼斯在巴厘岛面对众多摄影机与习近平坐下来会谈时，这些问题也可能会牢牢锁在他的脑海中。

交流总比吵架好，对话总比冷冰冰的沉默要好。

但有些分歧是无法通过善意来解除的，也无法通过谈判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