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闭潮下的中国民办幼儿园 只赚县城贵妇的钱(组图)

目睹县城接连关闭了5家幼儿园后，苏林准备写辞职信。读了三年学前教育，一毕业就碰上了幼儿园关停潮，她的未来一下子跌进了茫茫的旷野。 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寒意首先传导到幼儿园，2023年，全国幼儿园数量相比上一年，又大幅减少了1.48万所。曾经“一位难求”的幼儿园，如今“一生难求”，掀起抢娃大战。 当人口红利消失，供需关系逆转，身处危机之中的幼儿园经营者和老师们，在大趋势的背景下，都在以个体视角奋力挣扎。


扩张中的特色民办园 只赚县城贵妇的钱 2022年，吴思在湖北县级市安陆开了家幼儿园。出生率下滑的大环境，叠加疫情影响，在周围人眼里，她这个决定，堪比“49年入国军”。 逆风开局，将近两年时间过去，吴思的安博仕幼儿园，却成功翻盘，不仅没有倒闭，入园人数反而不断增长，从最初的100人，增长到了350人。


安博仕幼儿园的孩子在编竹席（图源：受访者） 明明县城民办园接二连三关停，为何吴思的这所新园反而能存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先从县城民办园“越努力，越不幸”的经营困境说起。 “民办园的发展，走入了一个怪圈。”在南阳办了十几年幼儿园的郑伟校长，时常收到私信，焦头烂额的园长们，都在担心以后的路。 生源始终是幼儿园的生命线，但在和公办园竞争的抢娃大战中，民办园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前者是正规军，国家补贴收费，每月学费普遍不超过八百，这个价格，对县城工薪阶层来说，亲民友好。论场地，公办园不必担心土地供应，自然“壕”气十足。园区开阔，设施完备。论师资，这里的老师们大多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拼杀出来的在编幼师，手里捧着铁饭碗，专业且稳定。 公办园同时手握硬件软件优势，单凭这两点，就足以对80%的民办园形成降维打击，绝大多数工薪家庭，自然会将公办园作为第一选择。 为争夺生源，民办园不得不绞尽脑汁，思索对策。实行小班制管理，开设特色课程，比如双语教学、户外探险、科学实验，可这样一来，幼儿园的人力成本、耗材成本也会被陡然拉高。 “为了吸引生源，现在幼儿园举办的活动花样百出，环境创设层出不穷，耗材支出也不是一笔小数目。”郑伟点明，这就是民办园现在的困境，越挣扎，利润空间越窄，倒闭得越快。 幼儿园要活下去，唯有先做减法。吴思找到郑伟校长咨询，得到的解决方案，便是砍掉原本的特色课程，实行区域游戏课，将园区场地分为不同的游戏区域，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烹饪、刺绣、编织、呼啦圈、篮球、高跷等实用技能，从而提升专注力和学习力。 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并不新鲜，去年走红网络的诸城市青蓝大风车龙都幼儿园，采用的正是区域游戏课程设计，将日常的烹饪技术、编织、刺绣融入游戏，孩子们无论是煎鸡蛋、炒酸奶还是编筐、做马扎，都能做得有模有样，收获了评论区的一致好评点赞。因为教学内容生活化，青蓝幼儿园还被调侃为“幼儿职业技术学院”。


青蓝幼儿园走红tiktok（图源：受访者朋友圈） 看似“接地气”的课程设计，实际深藏着幼儿园方的“心机”。 青蓝课程主要集中在生活技能和体育锻炼两方面，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健康体魄，更重要的是，这些课程能在最短时间内出教学成果。“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掌握了新的技能，他们立刻就会口耳相传，再加上短视频的拍摄、线上推广，即便你是一所新园，也能在很短时间里得到认可。” 在安陆这个四线城市，安博仕的收费并不低，8000元每学期，比当地普惠性幼儿园两三千一学期的收费高出了一大截，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这所民办园的招生。 当地55所民办园中，大部分幼儿园的招生人数只在100人左右，规模最大的一所幼儿园，经营了十余年，招生人数也只有四百多人，对比之下，足见安博仕在当地的火热程度：经营不到两年，拥有350名学生。“基本上不太在意学费的家长，都会第一个来我们这里。” 能够接受8000元一学期的家长，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家中经商，比较富裕；另一类则是体制内人员，工作稳定，保障健全，可支配收入高。吴思的幼儿园吸引的正是这部分“县城贵妇”，她们重视教育，舍得为孩子投资，如果能以精细化内容，持续满足家长需求，那么像安博仕这样的县城幼儿园有增长的空间。


没有编制的幼儿园老师，离开学手艺 青蓝游戏课程，像一根救命稻草，让困境中的民办园看到了一线生机。他们中不少人，不远千里，前去诸城打卡学习。 “我们园长最近走路都雄赳赳气昂昂的，底气十足，她觉得我们是这里唯一一所网红幼儿园，一定会成功。”孙小田撇了撇嘴，不以为然。她所在的民办园，在东莞下辖的小镇上，务实的园长，一听说青蓝游戏课程后，便立刻将其引入。 但很快孙小田发现，当扩招生源成为了目的，这本“真经”被念歪了。 为了能让家长迅速看到成效，老师和孩子们都被绑上战车，每天不断重复练习，直到学会。 孙小田细数她每天的行程安排，“简直就像风火轮一样转个不停。”小朋友入园后，她得带着孩子们一起转呼啦圈，而后吃早饭，开始区域性游戏课程，“做饭的做饭，织围巾的织围巾。结束后继续转呼啦圈、吃午饭，睡觉……”周而复始，无论是孩子，还是老师，身心俱疲。


忙成麻花的生活（图源：受访者） 孩子哭着不想去上学，孙小田每天起床都得挣扎着给自己心理按摩。每周双休的工作变成了单休，月薪三千的工资却没见长，过去孙小田常能看到孩子们的笑容，被轻松治愈，现在她却觉得自己和孩子一样，在重复工作里，日渐枯萎。“那是粉底液没办法掩饰的憔悴。” 像孙小田这样的民办园老师，不堪内卷压力，选择离开，而公办园里，没有编制的代课老师们，危机感更为强烈，他们仿佛暴风雨里的树叶，随时可能坠落。 当苏林回顾自己一年多的幼教生活，发现危机的伏笔早早就已经写下。 毕业时，她碰上了当地幼儿园老师编制改革，作为大专生的她，只有先在幼儿园工作三年，才能考取正式编制，就这样，她和县里一所普通公办园签订了临时代课老师的合同。“当时，我也没想要一直从事幼教，只是想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工作。”出生率下跌，幼教缩编，种种信号都说明，幼教的前途晦暗不明。 临代老师每个月薪资3500元，入职后第一个月，苏林就遇到了工资拖欠的情况。她去询问园长，园长告诉她，县里暂时发不出钱来，她要是有急事自己可以借钱周转。苏林毕竟刚毕业，一时也抹不开面子催促，到了第二个月才收到工资。“这个学期，县里鼓励创办普惠园，每个老师能拿到800元一个月的补助，但我们园仍然一分钱没见到。反而因为保险贵了200，每个月到手只有3300了。” 收入不升反降，苏林的工作内容还在不断增加，幼儿园实行两教一保，每个班配备一名主班和一名副班。比自己大五岁的学姐，有正式编制，有工作经验，自然成为了主班，苏林则作为副班，协助配合。可到了工作时，她才发现工作任务全落在了自己这个“临时工”身上。 “我们这个幼儿园，小班每个班30个孩子，如果只照顾孩子，其实工作量还好，但是幼儿园还有各类活动，比如说环创、秋游、春游、节庆、公开课、教学比赛等等，这些工作内容积累在一起，就会比较忙。”


苏林忙碌的生活（图源：受访者） 每当苏林在忙碌工作，主班反而轻松悠闲地玩着手机。她对此感到不公，曾将情况反映给园长，“我觉得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我们就该对他们负责，如果有一点疏忽，孩子伤着碰着，我都不敢想象结果会怎么样。”但园长碍于熟人情面，只是在一旁和稀泥。 主班之所以能有恃无恐地摸鱼，归根结底在于家长无法查看这所公办园的监控。因此跟园长告状无果后，苏林就多了个心眼，她开始拍摄vlog，记录自己的幼儿园生活，留存作为证据。一旦有一天，自己这个临时工被搬出来背锅，也能立刻用这些视频反击，整顿职场。 不过无论是做了五年幼教的孙小田，还是刚入社会没多久的苏林，没有编制的她们，都已经在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孙小田毕竟有着在“幼儿职业教育学校”任教的经验，相信以自己的动手能力，不愁找不到工作，而苏林也打算学门手艺，“我家在镇上还有栋房子，我打算做个烘焙工作室，给县城和附近村里的老人做蛋糕、点心。”


转型为小学托管班 追逐人口红利的风向 路振定开了十二年幼儿园，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云南南华县的幼儿教育行业里，也算小有名气，2022年，他在县教育局看到出生人口数据后，感到脊背发凉，思考再三后，他果断选择调头，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 路振定是幸运儿，他见证了民办园发展的黄金年代，并且亲身参与其中，尝到了人口红利的甜头。 十多年前，要让孩子上公办园的难度，甚至超出了家长自己考上清华的难度。为了让孩子入园，家长得四处托人打点，排队摇号，有时还得再额外交一笔数万元的赞助费。“入园难，入园贵”成了普遍现象。路振定看到了其中的机会，“那时公办园严重短缺，大家为了让孩子入园打破了头。只要把门打开，就等着钱源源不断地流进来。你说谁不赚？是个傻子都能赚。” 于是他在镇上开了家民办园。“方圆8公里以内，只有我们一家幼儿园，专门面向周边的乡村招生，每年的利润大概能够有30%左右，规模在整个南华的十多家乡镇幼儿园里排名第一。” 每年路振定去乡村走访招生，都像在采集未来的种子。只是通向乡村的路越来越宽，但路振定目睹的田野却来越荒芜。“村里的老人，不断去世，人越来越少。有时候即使是白天，你也会感到后背发凉，一望无际的田野，没有一个人。” 路振定能招上来的学生也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两年前，他的幼儿园有150名左右学生，但如今只有100名左右，今年有60多个大班生毕业，可是现在预计，能招上来的学生不到15个。即便能每个月从政府拿到一笔补贴，也无法支撑幼儿园的正常经营。 当人口红利已经到了尽头，当初在风口的人齐齐跌落。路振定那些身家百万的朋友们，也都在谋求着改变的路，他们中有人改为经营儿童游乐园，有人在幼儿园的基础上加上了托管班。路振定当然也在改变，他决定追赶人口红利的方向，从乡镇离开，回到县城，经营小学托管班。 其实，小学托管班门槛低，主要就是给孩子们提供饭菜，监督孩子们写作业。路镇定所在的县城，也有很多家这样的机构，“以前，我会每天开车8公里，把孩子送到县城里的托管中心，但是走了很多家，发现不是饭菜不满意，就是工作人员素质不达标，都不太称心，所以我就想到不如自己开一家中高端的托管班。” 和吴思一样，路振定将客户群体定位为县城中产家庭，“孩子们的父母大多都在县城做生意，没有出身普通工薪阶层的。”每月托管收费1300元，在人均收入2830元的南华县，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来参观的家长，看了三荤三素的菜谱，见了从省城回流回来的老师后，放心地交了钱。 “等招满30个学生，我就停止招生，之后用心提高服务水准，多花点时间陪伴孩子，在县城做出口碑。”路振定计划，先将托管小班发展成熟，再在当地进行扩招。看到目前托管班的招生情况，他对接下来的经营发展信心十足，唯一令他忧心的，还是幼儿园员工的安置问题。 “这些老师，从小女孩的时候跟着我，到现在也已经人到中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她们说离职的事。”


结语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无论是郑伟校长，还是苏林老师，从他们的视角来看，学前教育的本质简单纯粹：让学龄前的孩子们，能够在自主游戏中培养能力，收获快乐。 然而当教育和利润、绩效、检查挂钩，一切都变了味道，老师们忙于活动竞赛，园长们寻找新鲜噱头，唯独幼儿的感受和需求被放在了末位。潮水带来死亡，潮水也孕育生机。 幼儿教育的原始意义已经开始慢慢被人遗忘。 当县城幼儿园们在寒潮中纷纷凋落，或许从业者们才会低头思索，回归教育本质，在大浪淘沙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本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