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关于中国外贸的“产能过剩”论,站得住脚吗?(组图)

作者 | 王勇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学术副院长兼国内智库部主任 博士生导师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今年3月参加美国佐治亚洲一家太阳能电池工厂的活动时表示，中国绿色能源产业的“产能过剩”给全球供应链和美国相关产业带来了威胁。 在上月访华期间，耶伦又多次宣称中国在绿色能源产业上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言外之意，就是中国的绿色能源相关产业的国内市场出现了过度供给的问题，所以才使得这些产业的价格如此便宜，从而比美西方的相关产业更具国际竞争力。换言之，美西方国家在这些产业上的外贸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全是中国的过错，因为中国生产得太多了，所以“产能过剩”了。 那么这三个绿色能源相关产业（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是否真的存在耶伦所说的“产能过剩”问题？耶伦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经济系，并长期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等名校任教，而“产能过剩”又是经济学概念，那么她的批评究竟是否专业？是否站得住脚？


耶伦谈论的产能过剩，是哪一种“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over capacity）在早期的经济学学术文献中一般被称作excess capacity，最早由张伯霖（Chamberlin）于1933年在其著作《垄断竞争》中提出。他将完全产能定义为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的生产水平，而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使得经济组织的平均成本曲线高于边际成本曲线，从而偏离最优产出，进而形成产能过剩现象。 卡塞尔（Cassels）于1937年将过剩产能定义为实际产出与最优产出的差异，并指出由于这两种产出都会受到经济环境，特别是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的成本，的影响，因此难以精确地量化测度产能过剩的程度。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时至今日，经济学界对于产能过剩的定义、成因以及界定等诸多方面都还未形成统一的共识，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因此，特别有必要首先从定义与概念上加以厘清。


对于相关学术文献进行梳理后，我们发现，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微观、中观以及宏观三个不同维度。 微观维度主要是指张伯霖所提出的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组织的低效率引发的最优产出量高于实际产出量的情形； 在中观维度上，产能过剩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个行业的实际产出在一定程度上低于该行业的生产能力，亦即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不足。 在宏观维度上，产能过剩主要是相对于市场需求的总量概念，主要是指市场中所有企业的总的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超过了均衡价格下的市场需求，或者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超过了正常期望水平的状态，进而导致总体价格水平下降，即通货紧缩。 换言之，宏观维度的理解是说生产得太多了，而微观与中观的理解是说生产得太少了。耶伦此次访华期间所谈论的“产能过剩”主要是指中国的总供给太多了，超越了世界的总需求，即宏观维度上的产能过剩。 事实果然如此吗？


产能过剩为何偏偏针对外贸“新三样”？ 对于与绿色能源相关的外贸“新三样”的产业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首先，这些产业的供给并未严重超过需求。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测算，2030年预计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需求量将达到4500万辆，而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全年的产量是705.8万辆，是2030年全球预计需求的八分之一，即使按照每年20%的速度增长，也不可能在2030年超过全球总需求。 同时，伴随着“一带一路”地区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其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会进一步上升。 2018年光伏在全球发电量的比例只有2.2%，而根据英国集团公司发布的《2018年国际能源展望》预测，2040年光伏发电占比将占全球发电总量的12%，每年增速超过10%。锂电池产业更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上游产业，对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对锂电池需求的增加，同时伴随着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需求的不断增长，锂电池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增长。 因此，“新三样”产业并未出现明显的在世界市场供大于求的现象。 其次，从经济学逻辑上来说，即便中国的总产出大于中国国内的总需求（其实这一点也不满足），这也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因为国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各国间通过国际化专业分工，可以更好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也更容易带来相关产业在生产上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从而进一步增强贸易各国的比较优势，使得贸易双方互惠互利。 因此，即使一个国家的生产超过本国内需，也非常正常，是正常的国际贸易的必然现象，非但不应该受到指责，而是更应该得到各国的支持，尤其是WTO的支持。 只有当中国的总产出严重超过了世界总需求，那才叫产能过剩。如果“新三样”真的属于像耶伦所指责的“产能过剩”，那么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现在加紧出台各种政策增加本国在这些产业上的投资与产能呢？这明明是他们自己供给能力不足，需求又非常旺盛导致的。 最后，从中国的出口产品构成来看，2023年“新三样”产品加起来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实际上并不高，不超过4.5%，甚至低于“无线电广播设备”这一个产品类别的出口占比（7.3%）。 从国际市场的占比来看，“新三样”中光伏组件产量占比超过80%，锂电池占比52.3%，但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只有23.4%，而中国的冰箱、洗衣机等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也超过了50%，空调更是超过了80%，服饰家具等也都在30%以上。


美国与其盟友之所以选择对“新三样”实施贸易制裁措施而不是选择其他出口占比更高或市场占有份额更高的产业，就是因为“新三样”产业技术含量更高，产品附加值更高，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未来希望大力发展的主导产业，而中国在这些新赛道上的长足进步引起了他们的紧张与贸易保护主义。 而对于“旧三样”等其他处于价值链的相对低端的传统产业，与欧美发达国家目前的生产结构与出口结构更加互补，因而不易招致贸易的制裁。 对于这些事实进行简单的分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耶伦要反复指责中国“新三样”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也异常清楚，那就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给自己在高端制造业，尤其是新能源这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借口与托辞。 众所周知，“新三样”要比服装、家具、家电这些外贸“老三样”更加技术密集，投资门槛更高，难以单纯凭借廉价劳动力实现规模化生产，而是属于高端制造业。 高端制造业的市场长期由欧美发达国家垄断，而中国“新三样”产业的快速发展降低了它们的市场份额，因此美国希望通过采取所谓“反倾销”等政策手段保护本国的贸易利益。


耶伦的“产能过剩”论对我们有何启示？ 第一，我们要清楚地看到， “新三样”每年的全球市场需求依然在扩张，供需是相对平衡的，中国“新三样”产业的发展在满足国内需求、推动双碳目标的基础上，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未来，“新三样”产业依然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特征，依然是我国需要大力推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二，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提高生产效率，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要勇敢地承认，由于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在其他某些产业中，确实存在产业政策的跟风问题。 即当中央政府对于某个具体产业进行全国性推广时，容易造成很多地方政府盲目跟风，有的纯粹是为了套取国家对该产业的优惠政策条件，从而出现各地在某一产业重复投资与低效投资的现象。 对此，我们应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天两会期间审议江苏代表团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各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充分发掘自身的比较优势，不搞一种模式，避免一哄而上。


第三，我们要依然坚持高水平开放，不能自我封闭只搞内循环。我们应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不仅与“一带一路”国家，而且要与包括欧美西方在内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通过加强在绿色产业发展方面的合作，充分沟通协商，减少无序竞争，实现互惠共赢。 譬如，我国的一些新能源汽车企业在一些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而不是仅仅对其出口整车，这样既有利于当地增加就业增加税收，也有利于我国的相应汽车品牌更好地在当地销售。 第四，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自觉培养“四个自信”，不能盲目认同来自国外的批评，更不能轻易地无原则地接受来自国外开出的“药方”。历史经验表明，曾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界奉为圭臬的“进口替代”的大推动战略，或是经济转轨的“休克疗法”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政策实践中失败了。 同样，对于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的治理，我们也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去思考对策。即使是面对真正由于补贴而存在局部性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美所鼓吹的大规模急速撤补等方法也并不一定适宜中国。 最后，通过这次耶伦产能过剩问题引发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必须快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只有建成相应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我们才能真正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在国际上被“卡脑子”与“卡嗓子”的问题，才能让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真正能够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