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条与滋润:转移支付下的中国县城中产生活还能挺多久

中秋前夕，回了一趟老家，湖南中部的一座县城。经济方面，有两个主要的观感。 其一是，市面上看起来真的要肃条了不少。 出了市区高铁站，打车去岳母家。岳母所在的这个县城距市区只有十几公里，前些年经济的高歌猛进，已将县城与市区连成一片。 一路上，见到不少没有拆除脚手架的楼盘。司机师傅说，这些楼盘很多已停工，也卖不掉。以前5000多一平方的房子，现在不到4000，还是卖不动。 回到家，谈到经济，岳母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了，很多铺面租不出去，“基本上上家退租了，就很难找到下家。” 她跟我说起她的一个熟人，有一间铺面出租，租约到期后，这个熟人与租客商量适当涨点租金，这在过去是一种惯例。没想到租客二话不说，在附近另外找了间铺面。这个熟人眼眼见一个月过去没有新租客上门，只好回过头再去找那个租客，情意降点租金。 不过对方并没有答应。 岳母也有铺面出租，我没有问她的铺面情况。不过，她的租客是一间连锁药店，应该会相对稳定——这年头，似乎只有药店的生意还过得去。 出门会友，散步前往，沿途确实见到临街不少铺面是关门的。商业旺区，也不复当年人声鼎沸之景象。 其二，体制内的日子还是相对比较滋润。 当地一帮朋友设宴招待我，其中一位是中学教师，谈及收入，言及月入9000左右，年入十几万，“不包含公积金。” 不过他说起来也还是有点心理不平衡，“我们这算低的，周边一些县比我们更高。” 这一点在我岳母那里也得到了证实。她退休十几年了，“我们这些退得早的拿得少，最近 几年退休的拿得多，某某老师刚退休，一月退休金有8千。” 而当地房价，目前平均不到四千。 这样的房价收入比，令我这样的来自一线城市的“牛马”艳羡不己。 实体经济的肃条与当地体制内相对优渥的生活，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 记得去年网上有一篇知名前媒体人李昌平的文章，叫《警惕县城经济衰退到只剩“公仆经济”的地步》。他说，他跑遍全国，感受的第一景象是：绝大多数县级城市的工业园区冷冷清清，房地产冷冷清清，只有吃吃喝喝还是热热闹闹的。 市面冷清，吃喝何以热闹呢？ 李昌平总结出了地方搞钱的方式：中央转移支付+病人支付+学生支付+罚款支付+税收支付。这里面最主要的大头就是中央转移支付——换句话说，是靠东部发达地区的“牛马”们创造的税收来支撑。 而中央支付的对象主要以一些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为主。一些县市年财政收入只有2~6亿，但年人头费支出却达到几十亿甚至更多。 “中央每年数十个亿的转移支出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县城吃吃喝喝经济也是稳定的”——但是，如果转移支付减少呢，这样的吃喝经济还支撑得起来吗？ 毕竟，地主家也没多少余粮了，最新的数据表明，财政数据为正的省市只剩下了上海。


想起了几年前网上有一篇爆款文章《小县城中年粉红，在混吃等死中研究世界局势》。就我所接触的不少县城体制内中年男，确实都可归于小粉红之列，崇拜司马南，咒骂资本家，排斥现代文明理念。 他们不知道，正是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在支撑他们的体面生活。 支付转移的转出地，主要来自于长三角与珠三角。而这些地方，正是市场经济发达、契约与法律相对完善、通畅的区域。 “一定要记住，市场经济是唯一能够让普通人过上比较好的生活的体制，没有任何一个体制可以达到这一点。” 这是张维迎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 是的，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普通人过上好生活。真正捍卫县城体制内中产的生活的，不是支付转移，而是运用市场与法治的力量，激活更多的创造力，让肃条的市面重新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