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播音员一声疾呼 暴露出日本媒体的另一面(图)

img[src="https://web.popo8.com/202409/25/5/eb8b120dadtype_jpeg_size_1005_127_end.jpg"] { height: 236.22047244094px;width:300px;} img[src="https://web.popo8.com/202409/25/11/3c10a8ce57type_jpeg_size_800_178_end.jpg"] { height: 168.5393258427px;width:300px;} img[src="https://web.popo8.com/202409/25/9/6c785206bbtype_png_size_767_148_end.png"] { height: 202.7027027027px;width:300px;} 近日，被NHK辞退的中国籍主播@树语treetalk（笔名胡越）接受了国内媒体采访，这似乎也是事情发生一个多月后，他第一次对外界袒露事情的全过程以及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胡越在NHK已经工作了22年，无论是人脉还是生活，恐怕都已经深深地卷入其中。但他依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并且背负了整个职业生涯和社会关系受损的代价，的确令人钦佩。 　　NHK事件中的几个意外 　　回顾这次NHK事件，日本对该中国籍员工及NHK领导层的处理，有几个令人颇感意外的地方。 　　首先就是处理的严厉性。 　　日本总务省迅速对NHK进行“行政指导”处分，并导致NHK国际广播的理事傍田贤治辞职。NHK高层的四名管理人员也自愿返还一个月薪酬。这种快速而严厉的内部处理，在日本传统的新闻机构中并不常见，尤其是针对内部媒体争议时。 　　从8月19日事发至今，日本媒体连番报道，处罚决定层出不穷，甚至在NHK的直播新闻节目中直接道歉，这种处理模式也让人感到惊讶。这恐怕不仅与媒体规范有关，更与这位播音员的“中国籍”身份有关，在现在日本对华冷感、恶感的整体氛围之下，任何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恐怕都会被扩大化和政治化。 　　第二，政府在事情发生后迅速下场干预，对NHK进行“行政指导”。这表明日本政府对该事件的高度重视，尤其在涉及领土问题上的敏感性。 　　对此，一部分右翼势力强烈支持政府和NHK的处理方式，认为这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历史立场的必要措施。然而，另一部分日本民众和媒体从业者则对此表达了担忧，认为此举对新闻自由构成了威胁，并凸显了媒体在历史问题上受政治控制的现状。 　　但无论如何，这似乎展现出一种发展趋势，也就是日本政府对媒体的影响力将显著提升，这些处罚可能都会成为某种“默契”和“共识”，成为其他从业者不能逾越的红线。 　　第三就是解决方式的决绝性。 　　问题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在关心未来该怎么办？这些外籍播音员是否都会成为“未爆弹”，对他们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目前来看，日方的措施也很极致，一是打算取消直播、全面采取录播的形式，从而对他们的言论进行事先的审查；二是未来引入更多的人工智能播音员，让他们逐步取代这些外籍员工。 　　这项政策如果贯彻下去，恐怕会极大损害NHK内部的包容度，也会在外籍员工中制造恐慌感。有些人可能会选择离开；但有些人可能就会被迫配合日方的政治正确，修正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种人在日本媒体人中也不鲜见。 　　


　　胡越接受国内媒体采访 　　日本媒体内部的抗争者 　　尽管日本媒体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盛行，仍有不少日籍和外籍记者试图挑战这一现状。比如，2014年的《朝日新闻》撤回报道事件。 　　2014年，《朝日新闻》因多年前对慰安妇问题的报道受到右翼压力，被迫撤回部分内容。该报道曾引用日本作家吉田清治的证言，指控日本军队强制征用慰安妇。 　　撤稿后，该报社员工中出现了激烈的内部分歧。一些记者和编辑认为此举是向右翼压力屈服，违背了新闻的独立性，尽管他们承受了来自右翼势力和公众的巨大压力，但依旧反对撤稿，强调必须正视慰安妇的历史问题。 　　再比如2001年的NHK节目审查事件。2001年，NHK原本计划播出一部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纪录片，探讨日本在二战期间对朝鲜半岛女性的虐待行为。节目制作团队内部的一些员工，试图坚持将历史事实还原，然而节目播出前被大幅修改，删除了关于日本军队暴行的部分，削弱了批判力度。虽然节目最终播出，但制作团队中反对审查的员工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对媒体自由提出质疑。 　　另外，日本主持人筑紫哲也对媒体美化战争进行了批评。他曾长期担任TBS电视台《News 23》的主持人，公开反对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的历史修正主义，特别是在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他的言论引发了广泛争议，甚至遭到右翼团体的威胁，但筑紫始终坚持媒体要在历史问题上保持批判性立场。 　　最后，还是不得不提到这位中国籍播音员所提及的NHK内部文件“橙皮书”。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这份文件强调了在报道历史问题时，NHK需谨慎处理，特别是涉及二战期间的事件，如侵略战争、慰安妇问题等。这表明NHK在选择报道内容和角度时受到严格限制。 　　同时，NHK内部有意识地将政府的立场和政策纳入其报道框架中，并要求员工在撰写报道时进行某种“自我审查”，以确保内容不会与政府的期望相悖。 　　另外，NHK内部的指导方针还指出，历史报道需要考虑公众的反应，避免可能引发强烈反对的议题。这种关注可能导致一些重要历史事实被忽视或淡化，以维护社会的所谓“和谐”。 　　日本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与影响 　　日本媒体在战后经历了重大转型。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媒体逐渐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1950年，《广播法》的通过标志着日本公共广播体系的建立，确立了新闻报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然而，这种独立性在实际操作中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 　　日本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对媒体施加影响。首先，政府在经济上对媒体机构有一定的控制力。许多媒体依赖政府的广告和资助，这使得媒体在报道政府相关事务时可能受到限制。政府通过公共关系部门与媒体建立紧密联系，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从而影响舆论。 　　其次，政府通过法律和政策对媒体进行间接管控。虽然日本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但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可能利用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理由，对某些敏感话题进行审查。特别是在涉及历史问题、外交关系等议题时，媒体面临着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 　　在面对政府的巨大压力时，日本媒体往往采取某种“自我审查”的方式，来维持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许多媒体机构在报道时会考虑政府的反应，避免涉及可能引发争议的议题。这种自我审查不仅体现在新闻报道中，也影响到节目制作和评论性文章的发表。媒体为了保持其商业利益，常常在敏感话题上采取保守立场，从而导致公众对重要事件的真实情况了解不足。 　　


　　2014年，NHK新任会长籾井胜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之前有关慰安妇言论不恰当 　　这方面的案例其实也为数不少。比如2014年安倍晋三担任首相期间，NHK新任会长籾井胜人在上任后公开表示，NHK将遵循政府立场报道敏感的历史问题，引发了公众对NHK新闻独立性的质疑。 　　再比如，日本的《广播法》第4条要求广播内容必须“公平中立、避免偏见”。然而，在2016年，时任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公开表示，如果广播公司播出的内容违背了这一规定，政府有权吊销其广播许可。 　　还有，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媒体在报道核事故和辐射危害方面受到一定限制。政府通过发布“自愿自律”指引，要求新闻机构避免传播可能引起公众恐慌的报道。同时，部分记者和媒体机构指出，政府对福岛灾难的报道施加了不透明的压力，控制了信息流通，淡化了核辐射对健康的潜在风险。 　　日本媒体的错误倾向影响其国际认知 　　日本媒体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倾向和“自我审查”，不仅影响了其国内的历史认知，更对其国际认知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中韩和其他亚洲国家常常被描述为历史问题的“挑衅者”，而日本则被塑造为“受害者”或“和平倡导者”。这种扭曲的叙事使得日本民众对过去的侵略历史产生模糊认知，并加剧了对邻国的误解和不信任。 　　


　　靖国神社石柱上的刻字。NHK不提“军国主义去死”，却强调“厕所”字样，并谎称石柱上有字母“SB”。 　　在涉及中国的报道中，NHK等日本主流媒体经常采取负面引导，不仅采用中国特有的“视频滤镜”，还大幅报道与中方相关的负面新闻，强调中国的“奇怪”与“威胁”，而对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合作倡议则选择性忽略。 　　这种片面的报道不仅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误导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日本媒体通过这种单一的叙事方式，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不可合作的对手，忽视了两国历史文化的深厚联系以及双边合作的巨大潜力。 　　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媒体的错误认知传播不仅限于历史问题，还涉及到对现实问题的认识。 　　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中，日本媒体往往过分强调“债务陷阱”与“中国的野心”，而忽略了其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积极作用。再比如中日都在推动的非洲合作论坛，似乎日非合作就是充满机遇、公开透明的，而中非合作则是危机四伏的。这样的报道模式使得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认知与现实脱节，不仅不利于普通观众认识中国，也不利于他们认识世界。 　　总体而言，这位中国籍播音员的一声疾呼，可以说让大家重新认识了日本的历史观，以及日本媒体在推动这种历史观和价值判断中的作用。这种现象不仅扭曲了历史真相，也对当前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尽管日本内部存在一些反对历史修正主义的声音，但主流媒体在种种限制因素之下，有些还是选择了妥协和自我约束。正因为如此，日本媒体是否也需要借此机会，反思其对历史问题的报道方式呢？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加真实和全面的信息，也才能为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历史和解创造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