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前三周的竞选声势，几乎完全被世界上最知名人物之一抛出的关税政策重磅炸弹所淹没。
在汉森的一国党推出候选人的绝大多数席位中，联盟党将建议选民将一国党列为第二选择。 (AAP: Brian Cassey)
如今，大选最后两周看起来又将被另一位更具全球知名度的领袖的葬礼与继任话题所掩盖。而巧合的是，这两位风云人物都将出现在这场葬礼。
当世界像这样不断偏离自己的轴心时，我们很难专注于澳大利亚自身的政治。
但是，随着澳大利亚各地选民可以开始前往预投票站提前投票，让我们不要忽视周二上午举行的历史性的全澳范围的结盟仪式。
经历了近30年悬而未决的紧张关系，反对党联盟党和宝琳·汉森（Pauline Hanson）领导的一国党终于果断地喜结连理。
这是一场在登记处进行的牵手。双方没有张贴幸福的喜照。
一个堪称最后时刻的大转变令一国党在联盟党关键席位将自由党排在投票指南第二位。 (ABC News: Ian Cutmore)
那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在本周二开始的提前投票中，联盟党发布的《如何投票卡》将汉森率领的一国党候选人在绝大多数下议院席位中列为第二选择。
而且，在坚称一国党将支持“自由之党”和“保守派独立人士”而非两个主要大党之后，一国党领导人汉森在最后一刻重新打印了她在一些席位上的优先选择建议，将联盟党候选人列为第二选择。
这些席位包括自由党领袖达顿以微弱优势持有的昆士兰州选区迪克森（Dickson）。第一版的一国党投票卡将达顿排在第四位。新版投票卡将他排在第二位。
一国党幕僚长詹姆斯·阿什比（James Ashby）向《每日电讯报》解释说，最后一刻的修改是为了抵消[爱国者号角党主席]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偏好投票指南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该指南敦促选民将选票投给被称为“青绿色浪潮”的无党派人士。
“如果这意味着通过改变《如何投票卡》来挽救彼得·达顿，那么我们就会这么做，”阿什比说。
如果不是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件，那么这一事件的进展肯定会引发更多关注。
回想一下： 汉森作为政治人物之所以能成名30年正是因为前总理、时任自由党党魁霍华德早在1996年就不支持她作为自由党候选人，1998年又将她的候选人排在自由党《如何投票卡》的末位。
从那时起，这位小城伊普斯维奇（Ipswich）最有名的女儿就开始进出众议院，进出监狱，并走入参议院，她的任期一直持续到下一次选举。
这一路走来可谓跌宕起伏。
在阿博特成为自由党总理之前，他就将汉森赶出了政坛。2019年，她将前联邦工党领袖马克·莱瑟姆（Mark Latham）重新拉回政坛，当时他作为一国党成员当选新南威尔士州上议院议员。
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联盟党一直在苦苦应对——有时甚至是悲惨应对——汉森对保守党政府发起的独特挑战，因为她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蚕食保守党的右翼阵地。
联盟党永恒的一国党困境
联盟党面临的左右为难境地是这样的： 让她加入，就会招致中间派自由党选民的谴责，因为他们不喜欢与一个以种族主义分裂著称的人绑在一起？
或者驱逐她，那就会失去昆士兰州和澳大利亚大城市外围地区的主要选票，而这些地区的生活成本和住房危机最容易与大量移民联系在一起？经过一些犹豫不决后，自霍华德以来的每一位联邦自由党领袖或多或少都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但这次不是了。
在一国党有候选人的147个选区中的139个选区，联盟党将建议选民把一国党列为第二选择。
也就是说，不仅要高于工党和绿党，还要高于其他保守的无党派人士、“青绿色”独立候选人及类似人士，以及聚集在帕尔默爱国者号角党（Trumpet Of Patriots）狮子徽章下的候选人。
在霍华德将汉森开除出自由党29年后，她一跃龙门，正式成为联盟党首选的下一个最佳投票对象。
这对达顿来说是一个大转弯，他曾在2017年这样评价汉森：
“人们喜欢一国党，因为他们看到汉森，她说的都是人们想听的，她不会去做到，但她说的东西都是人们想听的。如果这对她很受用，那就祝她好运。但到了某个阶段，正如我们在1998年发现的那样，这种情况会结束。1998年[大选中]一国党折戟沉舟。如今一国党还会再次折戟沉舟。”
折戟沉舟了吗？
这段话发表八年后，汉森仍在国会担任议员，而达顿刚刚邀请她一同登上竞选专机。
要了解个中缘由，恐怕有必要对过去两个月公布的民意调查进行一番探究。
一国党领袖汉森谈独立议员和小党派的崛起 (Sarah Ferguson)
民调结果怎么说？
联盟党选情的下滑和工党选情的好转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红桥（Redbridge）民调专家托尼·巴里（Tony Barry）和科斯·萨马拉斯（Kos Samaras）分别拥有自由党和工党阵营的选战背景，他们一直在跟踪调查预计两大党选情胶着的20个关键席位。
经过四波调查，联盟党的初选得票率下降了9个百分点，从43%的受访者支持率降至34%。
但根据这些调查，工党的初选支持率在此期间仅上升了两个百分点，从33%上升到35%。
然而，“其他政党”的得票率却从12%猛增至18%。
这就是达顿面临的毛骨悚然的复杂难题。他正在失去支持，但不是输给工党。他失去的是右翼支持——主要都流向了一国党。据其他民意调查估计，一国党目前在全国的支持率约为8%，而在2022年大选时，该党在全国的支持率仅为4.9%。
与达顿不同的是，汉森并不担心能否守住内城区的“青绿色浪潮”席位，她可以像在最近竞选视频中那样，开心地使用[特朗普竞选时的人气政治标语]“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并斥责达顿不愿把自己与“让澳大利亚再次伟大”这一标语联系在一起。
一国党据报已经重新发行了《如何投票卡》，在全国多个选区将联盟党候选人列为第二选择，这些选区席位包括：目前由工党持有的亨特（Hunter）、帕特森（Paterson）、肖特兰（Shortland）、惠特拉姆（Whitlam）席位；目前由从国家党议员转为独立议员的安德鲁·吉（Andrew Gee）持有的新南威尔士州的卡拉雷（Calare）席位；昆士兰州的布莱尔（Blair）工党席位；维多利亚州的莫纳什（Monash）席位和布鲁斯（Bruce）席位；以及塔斯马尼亚州的里昂（Lyons）席位。
从选举方面来讲，这可能是达顿在整个竞选活动中获得的最好的消息了。
几十年来，澳大利亚的偏好投票制度（俗称拨票）对工党来讲一直比联盟党运作得更有效。这主要是由于当选民投票选择绿党时，他们的第二选择投给工党的可能性要比一国党支持者第二选择投给联盟党的可能性大得多。
一方面，工党在绿党偏好投票制度的帮助下赢得了许多席位，另一方面，你需要追溯到2001年才能找到一位联盟党候选人位列第二，但在偏好投票制度的帮助下后来者居上。因此，目前联盟党与一国党之间的某种直接交换使得这两党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工党与绿党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来看看这将如何运作。
帕尔默的爱国者号角党在误导性广告上花费巨大 (Jonathan Hair)
上次大选发生了什么？
在昆士兰州的布莱尔议席（汉森曾是该议席的联邦议员），一国党和帕尔默的的统一澳大利亚党（United Australia Party）在上次大选中合计获得了16%的第一排位选票。
现任工党议员谢恩·诺伊曼（Shayne Neumann）的支持率仅有5%的领先优势，因此他非常担心一国党加持下的联盟党候选人。
2022年，每10张投给一国党的选票中就有6张最终转到了昆士兰自由国家党（LNP）候选人。（注：昆士兰自由国家党是由自由党和国家党在昆士兰的分部合并而成的，是联盟党的完全成员。）随着汉森指示将选票专门拨给昆士兰自由国家党，以上比例可能会更高。
请记住：政党发放的《如何投票卡》并不具约束力。它们只是一个指南。每位选民都有权按自己的喜好给选票上的候选人排列次序，但有些选民希望得到自己所青睐党派的建议，来了解该如何排列选票。
而且这些建议确实会产生影响。否则谁会费心呢？
回到帕尔默，他最近率领着一个崭新政党——爱国者号角党——重返联邦选举舞台。
帕尔默采取了与参议员汉森不同的策略；他承诺将把现任议员放在选票末位，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党派。
但这一政策——在某些选区席位上需要拨票给“青绿色浪潮”的无党派人士——在一些爱国者号角党党员中引起了不和。例如，在自由党持有的弗林德斯（Flinders）席位，爱国者号角党候选人杰森·斯马特（Jason Smart）最近退出了大选，因为拨票指南将“青绿色浪潮”独立候选人置于自由党现任国会议员佐伊·麦肯齐（Zoe McKenzie）之上。
斯马特自称“不是任人拿捏的傻瓜”，他呼吁弗林德斯选民将他排在最后一位，而帕尔默则在昨天下午发布了一份神秘的新闻稿，宣布他正在亲自调查“篡改党内《如何投票卡》的行为”。
帕尔默是否在策划自己的惊天大逆转？或许是的，尽管大多数民调显示，爱国者号角党的得票率远低于帕尔默的前政党统一澳大利亚党在全国大选中获得的4%的支持（该党去年因一系列令人头疼的行政决定和诉讼而注销）。
经历30年后，汉森现在成为了本次大选中右翼阵营抗议选票的头号人物。这也是30年来第一次，她成为了联盟党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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