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者Ayumi Honda在《悉尼晨锋报》上发表题为《我经历过福岛核灾难，澳洲对核计划应当三思》的评论文章。
文章称，日本大地震导致了福岛核灾难的发生，澳洲民众面对达顿的核能计划应当三思。
全文如下：
2011年3月13日的那个早晨，年仅14岁的我被刺耳警报声惊醒。紧接着便听到令人不寒而栗的广播：“请待在家中，请待在家中”。
我的家乡磐城市（Iwaki）靠近福岛第一核电站，就在2天前，日本发生了里氏9.0级大地震，14米高的海啸冲向那座核电站，电力中断，冷却系统失效，3个反应堆开始过热。
随后，核电站发生了堆芯熔毁，放射性物质泄漏，迫使超过15万居民疏散。最初的疏散区域涵盖了福岛县12%的面积。
虽然澳洲不像日本那样经常发生地震，但本周Hunter Valley就发生了4.6级地震，震感一直蔓延到卧龙岗和蓝山。而在去年8月，Hunter地区还曾发生过一系列地震。
联盟党表示，如果研究显示风险不可接受，将放弃在该地区建设核电站。然而，前副总理Barnaby Joyce却淡化了这些风险。他认为，任何核设施都能经受住本周三的那场4.6级地震。
Joyce表示：“这些核设施的的设计抗震能力，远超Hunter Valley历史上任意一次地震。让我们看看Bayswater的燃煤发电站，地震发生后不是还好好地矗立在那里吗？”
（图片来源：《悉尼晨锋报》）
当磐城的警报声响起时，一股强烈而苦涩的怨恨在我心中涌起。几年前，我曾在一次学校远足中参观过那座核电站。
东京电力公司的人曾自信地告诉我们，核能是“最清洁、最安全的能源”。我甚至还画过一幅海报，庆祝核能的光明未来。
海啸发生后的第二天，受断水及超市货架被扫空的影响，我们一家收拾行李前往横滨的亲戚家。
后来我才得知，磐城的辐射水平急剧上升——根据澳洲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局的指导标准，当时的辐射水平超出了可接受值的200倍。
此后，磐城的辐射水平下降，并没有遭受严重核污染。因此，它成为了约2.4万名被疏散者的避难所——其中就包括我在高中的好友Ayaka Kai（化名）。
事发1个月后我回到了家乡，而Ayaka的住所位于核电站所在地大熊町——那里的每个人都以为很快就能回家，但结果证明他们错了。
整个大熊町的人口——超过1万居民被迫离开了家乡，不知何时才能回去。多年来，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邻近的市镇逐渐重新开放，居民们得以回到家乡。
然而，大熊町60%的区域仍然无法居住，包括Ayaka的家，那里距离核电站仅4公里。该区域被列为高度污染区，辐射水平超过可接受水平的50倍以上。
（图片来源：《悉尼晨锋报》）
2020年，我和Ayaka一起穿上白色防护服，探访了她位于大熊町的住所。在屋内，我们测到了相对较低的辐射值——每小时1μSv，约合每年8.76mSv。但当我们走进房屋后院，屏幕上的数字跳到了7μSv。
Ayaka望着房子后面茂密的树林，轻声说道：“森林的核污染无法被去除。老实说，能够回来拿几次个人物品，我觉得已经够了。房子只会继续腐烂，我真的不想看到它那个样子。”
Ayaka祖父母精心照料的美丽花园已经变成了一片狂野的丛林，甚至高过我们的头顶。野猪会从破损的窗户溜进屋内，弄得一片狼藉。
Ayaka大学毕业后，在东日本大地震与核灾难纪念馆工作。该馆位于她家乡旁边的双叶町，这个博物馆旨在确保核电站事故不被遗忘。
在博物馆里，她组织纪念活动并接受媒体采访。她的存在变得具有象征意义，同事鼓励她成为一名讲述者。但在平静的表面之下，她的内心仍在不断挣扎。2年后，她辞去了这份工作。
Ayaka后来表示：“这段经历让我无法真正地平静，尽管福岛的重建仍在推进中，但我的家乡却回不去了。”
“人们问我，想给下一代传递些什么，我不知道。我甚至不认为自己有资格谈论这件事。我没有批准电站的建设，事故也不是我造成的，事发时我只是一个中学生。”
（图片来源：《悉尼晨锋报》）
去年，Ayaka持打工度假签证前往新西兰基督城，试图远离那段惨痛的经历。但同时，她也不希望人们忘记福岛核灾难，于是便向几位当地朋友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Ayaka惊讶地发现，当地的朋友几乎无法理解失去家乡意味着什么。毕竟新西兰没有核电站，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
根据我在悉尼的经历，澳洲民众似乎也有同样的想法。我敢打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福岛核电站产生的电力直接输送到了数百公里外的东京等地，而不是那些被迫撤离的地区。
达顿提议在Lithgow和Hunter Vally等地建设核电站。就像福岛一样，这些地方远离大都市，但电力将被输送到悉尼。如果发生灾难性事故，家住悉尼的民众也不会像当地居民那样深受其害。
达顿还在宣传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s），理由是这类装置更紧凑且更安全。但是，他依然提议在Port Augusta和Muja等小城镇建设此类设施。可见，“更安全”的技术依然没法在首府城市建设。
目前，日本的核工业仍在继续发展，该行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它事关5万多人的就业，涉及400多家公司。似乎我的祖国日本，已经陷入了一条无法脱身的道路。
随着5月3日大选临近，澳洲人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澳洲已经准备好踏上一条不平等、不可逆的道路吗？
*本文作者Ayumi Honda是一名日本新闻记者，目前在悉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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