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留学生一方面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另一方面也被认为加剧了人口压力。
据澳洲新闻集团报道，前移民部副部长Abul Rizvi是澳洲留学生政策的关键制定者之一，他表示，二十年前推动留学生政策变革的核心因素是澳洲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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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60年代起，受避孕药普及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上升的影响，澳洲出生率持续下降。1976年，出生率跌破人口更替水平2.1后便再未恢复。
2023年，澳洲出生率更是创下历史新低。日本因低出生率导致人口结构失衡的状况，让澳洲政府担忧自己重蹈覆辙。
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澳洲政府将增加移民数量作为重要策略，而留学生政策则成为其中的关键一环。
21世纪初，联盟党政府逐步放宽相关政策，先是允许留学生在完成课程后继续留在澳洲，随后又开放了境内申请永久居留权的通道，这一系列举措推动了留学生数量的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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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年，澳洲国际学生数量创纪录地达到853,045人，占全国人口的约3%，2005年，这一数字仅为288,579。
同时，留学生的来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印度和尼泊尔成为主要的生源国，而来自传统东亚和西方国家的生源则大幅减少。
去年，中国遥遥领先，为最大生源地（189,282名），其次是印度（139,038名）和尼泊尔（65,815名）。
在过去20年中，来自南亚，特别是尼泊尔的国际学生增长显著。20年前，澳洲仅接收来自尼泊尔的1,057名学生。与此同时，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曾经是第三大来源——的学生人数急剧下降。
如今，澳洲接收的西方国家学生也更少。去年仅有7,393名美国学生，相比之下2005年有12,316名；有4,986名来自英国，有4,003名来自加拿大。
对于完成移民技能清单中职业课程的学生来说，可申请居留的途径在过去20年间推动了这一趋势，特别是在职业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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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烹饪是国际学生最受欢迎的课程，有45,250人报名。工商管理是第二受欢迎的职业课程，有39,127人报名，同样也是大学生的首选，注册人数为22,069人。
留学生政策的快速扩张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在职业教育领域，存在大量“签证工厂”式的学院，它们以低质量甚至不存在的课程来帮助学生获取签证。
部分大学为了增加收入，降低了入学标准，使得留学生在学生中的占比逼近50%。工党和联盟党虽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试图通过设定留学生上限来加以解决，但这一举措引发了诸多争议。
工党尝试立法设定上限失败后，采取了放缓签证审批速度的措施，这实际上相当于设定了一个隐性上限，导致多所大学削减预算和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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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党则提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计划，拟大幅削减留学生名额，这一计划遭到了教育界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将对澳洲的国际教育产业造成重创。
悉尼大学的国际学生比例接近50%，将蒙受每年约9亿澳元的损失。根据Mitchell Institute的分析，大型大学将被迫削减80,000名学生，损失收入达29亿澳元。
国际教育目前被视作价值510亿澳元的出口产业，但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数据存在质疑。
对于澳洲政府来说，既要控制留学生数量，又要维持大学的收入，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要解决留学生政策所面临的困境，需要进行系统性的改革。 Rizvi建议提高对留学生资质的审查标准，采用统一的政府考试来筛选学生，并严格限制职业教育领域的留学生课程，仅保留少数紧缺行业相关的课程。
维多利亚大学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方案，主张优先保障国内学生占比较高的教育机构的招生名额，削减私立职业学院的留学生数量。
当前，澳洲的学生签证体系存在着一些漏洞。教育机构在签证审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部分机构过于注重签证获取，而忽视了教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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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虽然对不同的教育机构进行了风险评级，但整个体系仍然是由需求驱动的，缺乏有效的上限管理，只能依靠提高拒签率来控制人数。
此外，澳洲还面临着留学生留澳后的管理难题。每年都有大量留学生通过各种途径申请永久居留权，滞留在签证体系中的人数众多，非法滞留者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遣返这些非法滞留者并非易事，不仅面临着定位难、法律程序复杂等问题，而且成本高昂。Rizvi指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综合运用遣返、鼓励自行离境和合法化身份这三种方式。
对于工党设定的每年23万净海外移民的目标，要想实现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澳洲的留学生政策改革任重而道远，需要政府、教育机构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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